在武周王朝的权力漩涡中，酷吏来俊臣曾凭借罗织罪名、严刑逼供的手段，成为女皇武则天铲除异己的锋利匕首。然而，这位一度权倾朝野的宠臣，最终却在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被推上刑场，其死状之惨烈，甚至引发了“仇家争啖其肉”的骇人场面。这一事件绝非简单的失宠伏诛，其背后交织着高层权斗、帝王心术与汹涌民意的多重角力，最终成为武周政治转向的关键节点。
来俊臣以告密起家，深谙武则天巩固权位的需求。他主导推事院，编纂《罗织经》，构陷李唐宗室与朝中大臣，为武则天扫清了诸多政治障碍。在武周政权初期，这种酷吏政治有效震慑了潜在的反对力量，来俊臣也因此备受宠信。然而，权力的膨胀使其野心不断滋长，他开始将矛头指向武则天的核心圈层——太平公主、武氏诸王，甚至皇嗣李旦、庐陵王李显。这一举动触碰了武则天的权力底线。当太平公主与武氏宗亲联手揭发其罪行时，武则天面临抉择：是继续庇护这位“得力工具”，还是顺应亲属集团的压力？最终，她选择了后者。处死来俊臣，既是平息皇室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也预示着武则天对酷吏政策的重新评估——当工具开始威胁持器者时，抛弃便成为必然。
来俊臣被斩首于市时，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一幕：百姓与仇家一拥而上，将其尸身分食殆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这一极端行为，表面是针对来俊臣个人的积怨爆发，实则是民众对武周朝十余年酷吏政治的无声控诉。武则天得知后大为震动，她意识到民愤已如暗火涌动，若不加疏导，恐将燎原。为免民怨转向自身，她迅速追加处罚，下令诛灭来俊臣全族并抄没家产，并公开下诏斥其罪行，声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此举旨在将政治责任完全推给来俊臣，试图以酷吏的鲜血洗刷民众对朝廷的怨恨。史载“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可见此举确实短暂平息了民愤，但也暴露了武则天对民意力量的忌惮。
来俊臣之死，成为武周政治的分水岭。自光宅年间索元礼、周兴等酷吏登场以来，恐怖政治已成为武则天维系统治的常态手段。然而，来俊臣事件让武则天清醒认识到，酷吏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也在不断侵蚀统治根基——不仅引发官僚体系的普遍恐惧，更激起了底层民众的强烈反感。此后，武则天显著减少了酷吏的使用，逐步放宽言论管控，甚至晚年召回李显重立为太子，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李唐旧臣与民意的妥协。来俊臣的覆灭，标志着武周政权从“以刑立威”向“政归平和”的过渡，其死亡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专制统治下工具性人物的悲剧宿命，也折射出民意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隐性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来俊臣的倒台并未完全终结告密风气，但其极端性已受遏制。武则天在晚年启用姚崇、宋璟等贤臣，为“开元盛世”埋下伏笔。这段历史警示后人：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的统治难以长久，民意虽常沉默，却总在临界点迸发出改变历史的能量。来俊臣用自己和家族的性命，为武则天上了最后一课——政治平衡的艺术，远比刑具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