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未央宫的冷寂宫室内，汉武帝刘彻对皇后卫子夫冷冷说道：“你的好儿子找到了。”卫子夫闻言，悲泣道：“我的据儿啊！”随后，这位母仪天下三十八载的皇后，以一条白绫结束了生命。汉武帝读罢她留下的遗书，愤然掷于地上，怒斥道：“一个贱人，一个贱种，死不足惜！”
在中国历代贤后榜上，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必居前列。她侍奉武帝四十九年，执掌后宫期间史书未载其过，堪称典范。然而，这位贤德的皇后不仅被夫君逼至自尽，所生子女亦多遭厄运。更令人唏嘘的是，她死后仅以薄棺草葬于长安城南桐柏亭，既未按皇后礼制下葬，亦未与汉武帝合葬于茂陵。一代贤后，身后何以如此凄凉？
汉武帝统治后期，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连年征伐与严刑峻法使得民间动荡，盗贼四起。太子刘据性情宽厚，常劝谏父亲息兵养民，这使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深感不满，认为太子“不类己”，父子隔阂日深。与此同时，随着卫子夫年长色衰，李夫人、钩弋夫人等新宠相继出现，尤其是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获封将军，其子刘髆封王，让卫子夫深感太子地位岌岌可危。
卫子夫曾向病重的弟弟卫青哭诉担忧，卫青为此面见武帝。汉武帝虽言“汉家庶事草创”，需太子这样的“守文之主”继位，但父子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朝廷势力也逐渐分为亲太子的温和派与反太子的酷吏派，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公元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逝，太子刘据失去了最有力的外戚支持。此时汉武帝年老多病，多年求仙无果，加之对外战事不利，民间起义不断，使他变得多疑而敏感。
悲剧始于一起贪污案。卫子夫姐姐之子公孙敬声挪用军费被捕，其父公孙贺为赎子罪，抓捕了游侠朱安世。朱安世在狱中反告公孙敬声与公主私通，更以巫蛊诅咒皇帝。汉武帝深信不疑，公孙家族被灭，牵连卫子夫两女及卫青长子皆被处死。此事成为“巫蛊之祸”的开端，疑心重重的汉武帝命宠臣江充彻查巫蛊。
江充素与太子不和，趁机在东宫埋下木偶诬陷太子。当时武帝在甘泉宫养病，消息不通。刘据恐蹈秦太子扶苏覆辙，遂借卫子夫皇后玺绶，调兵诛杀江充。宦官苏文逃至甘泉宫，告太子谋反。武帝大怒，命丞相刘屈氂镇压。太子兵败，逃亡后自尽。
汉武帝回宫后，收走卫子夫皇后玺绶，将其打入冷宫。得知太子死讯，他亲至冷宫告知卫子夫，随后离去。卫子夫悲愤自缢，临终留下遗言，痛斥武帝薄情。盛怒下的武帝命宦官以小车载其遗体，以小棺草葬于城南，卫氏家族几近灭门，仅襁褓中的曾孙刘病已（汉宣帝）侥幸存活。
事后，汉武帝逐渐察觉太子冤情，建“思子宫”、“望思台”以寄哀思，并诛杀相关诬陷者，颁布《轮台罪己诏》反省过失。然而，对于卫子夫之死，他始终未有追悔之意，亦未给予任何平反或改葬。茂陵早已建好，但侍奉他近半个世纪的皇后，却无资格入葬帝陵。
这背后的原因，或许需从汉武帝对身边女性的整体态度中探寻。作为一位雄才大略又冷酷现实的帝王，女性在其生命中往往兼具情感伴侣与政治工具的双重角色。当情感价值消退或政治效用完结，她们便可能被无情舍弃。
汉武帝有记载的后妃共八人，她们的结局大多令人唏嘘。首任皇后陈阿娇，以“金屋藏娇”典故闻名，却因无子、善妒及家族跋扈，在被废后幽死长门宫，仅以诸侯王之女（翁主）礼下葬，武帝实质上否认了其妻子身份。
妃子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钩弋夫人，汉昭帝生母。因其子被立为太子，汉武帝为防“子少母壮”、外戚干政，竟赐死年仅二十二岁的她，草葬云阳。直至其子即位，才追封太后，修建陵寝。
相比之下，李夫人似乎“结局最好”。她病重时拒见武帝，以保全病容前的完美形象，使武帝念念不忘。她死后得以皇后规格下葬，并陪葬茂陵旁。武帝驾崩后，权臣霍光遵其遗愿，追尊李夫人为孝武皇后，配享宗庙。然而，这份“殊荣”更多源于她的早逝与心计——若她活得如卫子夫般长久，是否也会色衰爱弛？
纵观汉武帝与身边女性的关系，可见一条残酷逻辑：陈阿娇的皇后之位源于其母馆陶公主的拥立之功；卫子夫能稳坐后位三十八年，离不开卫青、霍去病等军功外戚的支撑；钩弋夫人因生下理想继承人而显贵，也因此被赐死。当她们的政治价值耗尽或转为威胁时，昔日的恩宠便烟消云散。
卫子夫未被以皇后礼下葬，亦未合葬茂陵，根本原因在于巫蛊之祸后，她在汉武帝心中已不仅是失宠的皇后，更是“叛臣”之母，其家族势力也被彻底铲除。在武帝看来，她已毫无政治价值与情感留恋，故死后哀荣尽夺。即便后来他为太子平反，也仅限于父子之情，并未宽恕被牵连的卫子夫。这或许就是专制皇权下，后宫女性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她们的荣辱生死，始终系于帝王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