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襄王，姬姓，韩氏，名仓，是战国时期韩国君主，在位共16年。这段历史充满了权谋与变革，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智慧。
在位期间，楚国进攻韩国雍氏城长达五个月。韩襄王先派遣尚靳出使秦国求援，秦宣太后对尚靳直言：“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回国后将秦宣太后的话禀报韩襄王，韩襄王又派张翠出使秦国。张翠巧妙找上甘茂，甘茂最终说服秦王出兵相助。这一外交事件，展现了韩襄王在危机中灵活运用外交手段的智慧。
韩襄王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为扭转局面，韩襄王推行了深层次改革。他继续倡导申不害提倡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韩非子·定法》记载：“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
国君委任官吏时，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根据考察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尤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宜采取隐密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从而实现“独视”、“独听”，甚至“独断”。这种策略在当时极大强化了君权，但也埋下了政治隐患。
韩襄王时期的韩国核心区域位于今天河南一带。《史记》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韩国祖先最初被封于“韩原”之地。到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并非韩的领土，而是另一诸侯国郑国之地。《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后世知悉，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正是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时期韩国都城应定位为郑。
韩襄王时期韩国的疆域范围大致为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涵盖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为楚地）。这种地理位置虽不失战略要冲，却因四周强敌环伺，让韩国始终处于夹缝求存的艰难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