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位期间，不仅大力推行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更将目光投向了长期困扰北宋的边疆问题。他摒弃了前朝对辽与西夏的妥协政策，转而采取强硬姿态，立志扭转被动局面，甚至怀揣统一天下的雄心。这一时期，他亲自部署并主导了两次关键军事行动：一次是南击交趾的反击战，另一次则是西征西夏的大规模讨伐，这两场战役深刻影响了北宋后期的地缘政治格局。
交趾（今越南北部）自仁宗朝末便屡犯宋境。熙宁八年秋，其军进犯广西路古万寨，至十一月更以六万水陆大军大举入侵。次年二月，宋神宗遣大将郭逵率军南征。宋军连战告捷，迅速收复失地，并于年底攻入交趾境内，迫使国王李乾德请降。此战不仅暂时平息了南方边患，更展现了变法后宋军战斗力的提升，为后续西线战事积累了信心。
对西夏的经略，实为检验变法成效的关键一环。早在变法之初，名臣王韶便献上《平戎策》，提出“欲制西夏，必先复河湟”的战略构想，旨在通过控制吐蕃诸部，使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王安石对此深表赞同。熙宁五年起，王韶受命经营熙河地区，采取招抚与征伐并用的策略，成功开拓千里疆域，收服吐蕃部众三十余万，史称“熙河开边”。
然而，此举也改变了宋与吐蕃唃厮啰政权原有的盟友关系。随着宋军实际控制熙、河、洮等地，原与宋交好的吐蕃首领董毡转而联夏抗宋，其侄木征更曾举兵攻河州。虽王韶奇兵制胜，俘木征送京，宋神宗亦施以怀柔，赐名授官，但宋蕃关系已生裂痕。从长远看，北宋未能在此建立稳固统治，反而削弱了牵制西夏的吐蕃势力，为后来金朝南下埋下伏笔。
西夏自元昊后，朝局屡现动荡。毅宗谅祚幼年继位，国政长期被舅氏没藏讹庞把持。谅祚亲政后诛杀权臣，立汉人梁氏为后，推行汉化，但对外用兵未获实质进展。其子秉常七岁即位后，母党梁太后与国相梁乙埋姐弟专权，恢复蕃礼，屡次攻宋。虽曾在啰兀城之战中惨胜宋军，却致国力虚耗，被迫议和。
熙宁九年，年已十六的秉常意图亲政并推行汉仪，竟遭梁太后幽禁。西夏国内由此人心浮动，部分部族拥兵自立。这一变故，成为宋神宗发动五路伐夏的直接契机。
元丰四年七月，宋神宗以夏主被囚为由，发动北宋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夏攻势。兵分五路：李宪出熙河，王中正出麟州，种谔出绥德，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总兵力逾三十万。然而，以宦官李宪、王中正为主帅的决策，已预示此战隐忧。就连熙河开边的功臣王韶亦曾力谏不可轻启战端，反遭贬斥，郁郁而终。
战役初期，宋军确势如破竹：李宪克兰州，王中正取宥州，种谔占米脂，高遵裕夺清远军，刘昌祚更在磨齐隘大破西夏主力。捷报频传，汴京一片欢腾。但当宋军进逼灵州时，却因将帅争功、指挥失当而贻误战机。夏军决黄河水灌宋营，兼以坚壁清野，断其粮道。宋军久攻灵州不克，在饥寒交迫中伤亡惨重。除李宪部全身而退外，其余各路损失殆尽，高遵裕部十万大军仅余万人北返。这场倾举国之力的远征，终以惨败收场。
五路伐夏的失败，不仅消耗了变法积累的国力，更暴露了北宋军事体制中宦官监军、将权不专、后勤薄弱等深层弊端。此战虽未动摇北宋国本，却使其彻底丧失战略主动，为后来的“靖康之变”埋下了伏笔。而熙河开边与伐夏之役，也成为后世审视北宋后期军事、外交战略得失的重要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