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谱中，常遇春的名字永远与“勇冠三军”、“所向披靡”相连。他自称“将兵十万，便可横行天下”，故得“常十万”之威名。然而，纵观其辉煌战绩，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至关重要的北伐中，朱元璋任命徐达为主帅（征虏大将军），而常遇春仅为副帅（征虏副将军）。这位几乎代表着明初武力巅峰的猛将，为何始终未能成为统帅全局的一号人物？其光环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性格与能力局限？
常遇春出身贫寒，却不甘于田间终老。他天生臂力过人，精于骑射，在元末动荡的时局中，选择了投军报效之路。公元1355年，他归附朱元璋，其军事天赋迅速得到展现。在决定性的采石矶战役中，面对元军严密的岸防，常遇春驾一叶轻舟，执长戈率先登岸，如猛虎入羊群，以一人之力搅乱敌军阵型，为大军登陆打开缺口，其勇猛堪比史书中的传奇人物。此后，在鄱阳湖与陈友谅的决战中，他更是一箭射伤敌将张定边，并救朱元璋于危难，立下护主首功。其作战风格以雷霆万钧、身先士卒著称，堪称明军最锋利的攻坚矛头。
然而，极致的勇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常遇春最大的短板，恰恰在于其过于刚猛而缺乏谋略与政治远见的性格。
首先，是“勇而少谋”。朱元璋曾多次告诫他：“克敌在勇，全胜在谋”，并以关羽败走麦城为例，提醒他不可只恃勇力。这表明在朱元璋眼中，常遇春虽为无敌的先锋，却缺乏作为全军统帅所需的大局观、战略谋划和谨慎心性。他擅长执行具体的攻坚任务，而非运筹帷幄、统筹全局。
其次，也是更为致命的一点，是其“好杀降”的恶名。常遇春在征战过程中，多次屠戮降卒与平民，例如活埋陈友谅部降卒四千人，攻克泰州、潍县、东昌后均进行大规模屠城。这种行径，即便在残酷的古代战争中亦属极端，不仅遭到朱元璋和徐达的屡次警告，更带来了严重的战略反效果——致使后续敌军闻“常”丧胆，誓死不降，反而增加了征服的阻力。从传统观念看，“杀降不祥”，这也为后世对其四十岁暴卒（史载“暴疾”或“卸甲风”）的惋惜平添了一层宿命论的解读。
正是基于这些深刻的认知，朱元璋做出了看似压制、实则知人善任的布局：以深谋远虑、沉稳持重的徐达为帅，统领全局，把握政治与战略方向；而以锐不可当、冲锋陷阵的常遇春为将，作为最强大的战术执行者。这一组合完美互补，确保了既能赢得战争，又能一定程度上维系战后秩序，为政权接收与重建留下基础。常遇春本人对此安排并无怨言，这或许也源于他对徐达统帅能力的内心认可。明朝开国“双璧”的配合，成为了军事史上主帅与猛将合作的典范。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在北伐凯旋途中，突发急病去世，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讯悲痛不已，亲撰祭文，并赐予其臣子最高等级的谥号——“忠武”。历史上获此谥号者如诸葛亮、岳飞，皆是人臣楷模。这一超越普通武将等级（如徐达谥“武宁”）的至高荣誉，深刻反映了常遇春在朱元璋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与情感分量。他是一位有缺点的战神，其缺点限制了他的统帅高度，但其纯粹的勇武、绝对的忠诚与辉煌的战功，依然在历史星空中闪耀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