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高度竞赛”。从天津117大厦到成都绿地中心，从南京江北第一高楼到沈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一座座规划中“区域第一高楼”被隆重奠基，动辄投资上百亿元，设计高度动辄500米、600米，甚至一度逼近世界第一。然而，狂热过后，现实却异常冷酷。大量摩天大楼在主体结构封顶后便陷入停滞，塔吊生锈、幕墙未挂、工地长满荒草。有的“半拉子工程”一停就是五六年，成为城市天际线上无法抹去的“水泥伤疤”。这些曾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名片”，如今成了当地政府最头疼的“烫手山芋”。
摩天大楼被称为“垂直城市”，其建设周期长、资金沉淀巨大。一栋4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从拿地、设计到主体封顶、内部装修、竣工验收，通常需要5至8年时间，总投资动辄百亿甚至数百亿元。大部分开发商依赖高杠杆、快周转模式运作，但超高层项目恰恰无法“快周转”——建成前没有销售收入，建成后招商也需要数年时间。当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周期，融资渠道收紧、销售回款放缓，最先被“断奶”的就是这类资金黑洞般的地标项目。以天津117大厦为例，总投资超过600亿元，主体结构早已封顶，但因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幕墙安装迟迟无法完成，停工至今已近十年。成都绿地中心468项目，也曾因绿地集团债务问题多次停工，交付遥遥无期。
除了企业自身的资金问题，政策层面的转向更是致命一击。2020年，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2021年，限高令进一步升级：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不得新建250米以上建筑，300万以上城市新建250米以上建筑需报国家部委备案，且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这意味着，很多已批未建的“第一高楼”项目直接胎死腹中；而那些已经开工但尚未封顶的项目，也面临缩减高度、变更设计的尴尬。政策的初衷是遏制“面子工程”、防止资源浪费和安全隐患，但客观上也让大量半拉子项目失去了后续融资的信心——没有投资人敢为一个随时可能被“限高”政策叫停的项目注资。
即便资金到位、如期建成，“第一高楼”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过去十年，中国主要城市写字楼供应量井喷，而需求端却因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降本增效、远程办公普及而持续疲软。2025年，全国重点城市甲级写字楼平均空置率超过25%，部分二线城市甚至高达40%以上。一栋超高层建筑动辄释放数十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在现有市场下根本难以消化。以已建成的武汉绿地中心为例，其写字楼出租率长期徘徊在50%左右，租金回报率远低于预期。开发商试图通过引入酒店、观景台、商业中心来弥补，但酒店运营同样竞争激烈，观景台门票收入更是杯水车薪。当一栋楼建成之日就意味着亏损之时，开发商自然选择“停一停、看一看”。于是，“半拉子工程”反而成了理性选择——至少不用再往里砸钱。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些“半拉子地标”堪称政治与经济双重噩梦。当初为了引入地标项目，往往给出了极其优惠的土地、税收、审批条件，甚至配套了地铁站、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如今项目停工，不仅前期的投入无法收回，还留下一个影响市容的烂摊子。如果政府强行接盘续建，需要再掏出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财政难以承受；如果放任不管，周边楼盘贬值、投资环境恶化，还会被市民指责“不作为”。少数城市尝试了“资产重组”——引入国企或资产管理公司接盘，但超高层建筑的续建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且原有设计图纸、施工标准可能已经过时，愿意接盘者寥寥。更多时候，地方政府只能陪着开发商一起“熬”，等待房地产市场回暖或新的接盘侠出现。
天津117大厦——结构高度596.5米，曾是中国结构第一高楼。2015年封顶，至今未完成外立面装修，塔吊已锈蚀。成都绿地中心468项目——设计高度468米，2015年开工，多次停工，2024年曾短暂复工，2025年再度陷入停滞。沈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规划高度568米，2013年开工，完成基坑和部分地下室后便长期搁置，2023年被政府列入“闲置项目处置清单”。南京江北第一高楼——规划高度600米，2018年拿地后仅完成桩基工程便再无进展，2025年被降高至498米，复工仍无时间表。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年代上马，都在政策收紧和行业下行后陷入泥潭。
“第一高楼”烂尾潮，给所有渴望“长高”的城市上了一课。地标建筑不是不能建，而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城市承载能力。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摩天楼，大多由市场化需求驱动——企业自用为主、租赁为辅，而不是靠政府的“形象工程”推动。反观国内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出，却硬要建300米以上的“城市之巅”，其结果必然是建成之日就是空置之时。更理性的做法是：将有限的土地和资金投向产业园区、人才公寓、社区商业等有真实需求的项目，而不是把纳税人的钱堆成一座供人拍照的“水泥纪念碑”。
面对大量“半拉子地标”，出路无非三条。第一，盘活续建。由政府牵线，引入央企、险资等长线资本，将烂尾楼以折价收购，续建后转为长租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养老社区。第二，降高改造。对于尚未封顶的项目，可以修改设计方案，降低高度、减少层数，改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酒店、公寓或办公空间。第三，司法处置。对于资不抵债的开发商，通过破产清算将资产拍卖，由新的市场主体接盘。无论哪条路，都需要地方政府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其让烂尾楼继续“晾”在城市中央，不如接受一些损失，让项目重新流动起来。毕竟，一座城市的尊严，从来不是靠“最高”来维持的，而是靠宜居、务实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