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力主与金国议和，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内外局势。从军事层面看，金军铁骑纵横中原，南宋军力尚在重组阶段，正面抗衡胜算渺茫；从经济角度审视，连年战乱导致民生凋敝，江淮流域虽为粮仓，却难以支撑长期战争消耗。更关键的是，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若加征赋税以充军资，往往引发更大规模的民变，形成“征粮-民变-镇压-再征粮”的恶性循环。
赵构的皇位源于“靖康之变”的特殊历史背景，这种继承方式使其政权合法性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主战派将领“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口号，在军事上是振奋人心的目标，在政治上却可能成为动摇皇权的双刃剑。绍兴七年发生的“苗刘兵变”中，叛将公然质疑“二圣若归，陛下何以自处”，此事犹如一根尖刺，深扎在赵构心中，强化了他对武将集团与迎还旧帝主张的戒备。
纵观中国历史，明代“土木堡之变”后的政局与南宋初年颇有相似之处。明英宗被俘后，其弟朱祁钰继位为景泰帝，当英宗获释南归时，虽仍有旧臣暗中支持，但景泰帝通过掌控禁军、调整内阁，将兄长软禁于南宫长达七年。若非景泰帝病重且无子嗣，致使部分官员担忧未来清算而发动“夺门之变”，英宗恐难重登帝位。这段历史表明，掌握实权的在位君主往往能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前朝皇帝的潜在威胁。
倘若徽钦二帝真能南返，赵构仍拥有三重优势：其一，十余年间他已构建起以江淮将领为核心的军事体系，军队效忠对象完成转移；其二，朝廷中枢要职多由主和派官员担任，形成稳固的利益集团；其三，南方经济重心经过整顿，财政命脉掌握在赵构手中。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宋徽宗已失去早年的政治锐气，而宋钦宗在位仅年余即遭遇国变，二人缺乏足够的政治班底与民间威望来挑战已成格局的南宋政权。
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父死子继”虽为常态，但“兄终弟及”亦有先例。在特殊历史时期，维护国家存续往往比严格遵循继承序列更具正当性。南宋士大夫阶层虽怀念旧主，但更恐惧政权更迭引发新的动荡。从后来“绍兴和议”的达成过程可见，多数官员最终选择接受现实，将政治稳定置于抽象道义之上。这种集体心态，构成了赵构政权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