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蜀汉车骑将军张飞在阆中军营遇刺身亡。消息传至成都，刘备的反应耐人寻味。他未读奏表便叹息道：“噫！飞死矣。”这种未卜先知的预感，似乎暗示着这位蜀汉皇帝对悲剧的发生早有预料。
张飞遇刺时身兼多职，不仅是统领万军的车骑将军，更是执掌监察大权的司隶校尉。这个职位在东汉时期被称为“卧虎”，负责监察京师与地方百官，权力极大。以这样的身份，其警卫理应极其严密。然而，行刺者范强、张达仅是张飞帐下将，却能轻易得手并携带首级成功出逃东吴，这其中的蹊跷令人深思。
从军事防卫角度看，高级将领的中军大帐周围应有固定岗哨、巡逻队及贴身侍卫三层防护。范强、张达作为帐下将，虽属亲信军官，但若无他人协助或故意放行，很难完成刺杀并顺利逃离。更值得注意的是，史书并未记载二人亲属受到株连，这在重视连坐制度的古代极为罕见。
“帐下将”在汉代军制中属于将帅的直属亲信，类似于现代的警卫长官。赵云、魏延都曾担任刘备的牙门将军，职责与之类似。这类军官通常经过严格筛选，与主将关系密切。范强、张达选择在刘备伐吴前夕动手，时机选择令人费解。若仅因个人恩怨，实在难以解释这种不顾家族性命与国家大局的行为。
《三国演义》中“白盔白甲”的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张飞所部仅万人，无需十万套丧服；且筹备军需本是后勤官员职责，不应由警卫军官负责。张飞虽以“暴而无恩”著称，但史载其“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这里的“君子”与“小人”指的是身份地位而非品德。作为军官的范强、张达应属“君子”之列，不太可能因日常责罚而铤而走险。
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以其智慧不可能看不出此案的疑点。但他为何保持沉默？这需要从蜀汉政权的特殊结构来分析。刘备集团入川后，始终面临与本土士族势力的磨合问题。这些益州豪强虽表面归顺，但内心对“外来政权”未必真心拥戴。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名义上是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实则关乎蜀汉的战略生存空间。然而战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必然加重益州百姓负担，损害本土士族利益。部分势力可能因此暗中阻挠，而除掉主战派将领张飞，无疑是阻止战争的最直接方式。
刘备得知张飞死讯后虽悲痛，却未深究此案，这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蜀汉政权建立在荆州、东州、益州三股势力的微妙平衡之上。若彻查张飞之死，很可能牵出益州实力派人物，甚至波及吴懿、吴班等外戚家族。吴懿之妹是刘备的穆皇后，吴班更是张飞部将，这种复杂关系让调查难以推进。
从黄权降魏后的处理方式，可见刘备对士族集团的宽容已超常理。黄权投敌后，按律当株连家属，但刘备不仅未加罪，反而善待其家人。这种怀柔政策，反映出蜀汉政权对本土势力的依赖与妥协。
张飞遇刺后，车骑将军一职先后由吴懿、吴班等外戚接任。这种权力交接是否纯属巧合？值得深思。更奇怪的是，刘备后来与孙权议和时，并未索要凶手范强、张达。若二人被引渡回蜀，审讯可能揭露的真相，或许是刘备不愿面对的。
从政治角度看，张飞之死已成定局，深究可能引发政权内部地震。对于立足未稳的蜀汉而言，维持表面团结比追寻真相更为重要。这或许就是刘备与诸葛亮选择沉默的深层原因——在现实政治面前，有时明知真相也不得不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