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朝堂上，有一位宰相的任期仅有短短百日，却在历史的星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出身孤苦，却凭借苦读与才干位极人臣；他身居高位，却以清正廉洁、敢于直谏而闻名；他虽因支持革新而短暂为相，但其风骨与政绩，至今仍被史家所称道。他，就是北宋名臣杜衍。
公元978年，杜衍出生于越州山阴。他的早年经历颇为坎坷，母亲改嫁，兄长不睦，甚至一度被迫流浪于孟洛等地。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被一位姓相里的富户看中，不仅将女儿许配给他，更支持他专心向学。杜衍“束发苦志厉操，尤酷嗜读书”，将全部心力倾注于经史典籍之中，这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十岁的杜衍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他初任扬州观察推官，后历任平遥知县、晋州通判等地方官职。在任期间，杜衍以善于处理刑狱案件而崭露头角，所到之处，皆能明察秋毫，平反冤屈。例如在巡视潞州时，他澄清冤案，连知州王曙都为之叹服，专门撰写《辨狱记》以记其事。这种务实、公正的作风，让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朝廷的注意。
杜衍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的能力在多个岗位上得到了充分展现。无论是担任河东、陕西转运使管理财政，还是出知乾州、凤翔、扬州、永兴军等地治理一方，他都留下了卓越的政绩。在永兴军任上，他巧破奇案，发掘出被埋藏的尸体，令秦地震惊；在并州，面对西夏崛起的边境压力，他被加授龙图阁学士，肩负起防御重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陕西的作为。宋夏战争期间，兵役征发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官吏也常借此为奸。杜衍仔细规划，根据百姓居住地的远近，合理安排服役的时间和次序，使得民力得以舒缓，军费节省近半。这种既保障国防又体恤民情的智慧，体现了其高超的行政能力。
杜衍被召入朝，担任御史中丞，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不仅对官吏要求严格，自身更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兼任判吏部流内铨时，面对选官制度的弊端，他亲自厘清法规，将选拔权力收归己手，杜绝了请托受贿之风，一时间“声震京师”。
他的风骨更体现在对待皇帝“内降”（不经过正常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达的任命或指示）的态度上。杜衍认为这会破坏朝廷法度，因此经常将这类诏书封还，拒不执行。宋仁宗曾对欧阳修感叹，因为杜衍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的请托，比他已经封还的诏书还要多。在处理辽朝驸马刘三嘏叛逃来宋的事件上，杜衍力排众议，主张依照两国盟约将其送还，坚持“中国主忠信”，展现了其在外交事务上坚守原则、注重国家信誉的远见。
庆历四年（1044年），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登上了宰相之位。此时，正是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期。杜衍坚定地站在了改革派一边，他喜欢荐举贤能，抑制投机钻营的佞幸之徒，这自然触动了众多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然而，宰相之位仅是他的一个新战场，也是他政治挫折的起点。反对新政的势力通过攻击杜衍的亲属和门生（如其女婿苏舜钦的“进奏院案”），间接打击杜衍本人。尽管杜衍在朝堂上独自为范仲淹、富弼等人辩护，但最终被诬为“结纳朋党”。在位仅仅一百二十天后，杜衍便被罢去相位，外放知兖州。这位胸怀大志的宰相，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短暂却光芒夺目。
离开权力中心后，杜衍于庆历七年（1047年）以太子少师致仕，闲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长达十年。期间朝廷多次加封（太子太保、太傅、太师，进封祁国公），并邀其赴京，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婉拒，过着清静淡泊的生活。
嘉祐二年（1057年），八十岁的杜衍病重。在生命最后时刻，他亲自起草遗疏，所言皆为国事：提醒仁宗皇帝不要因天下承平日久而放松边防，不要因国库充盈而奢侈浪费，并恳请早日确立太子以安定人心。对于身后事，他要求薄葬，“以一枕一席，小冢矮坟埋之”。其一生，可谓以忠信起家，以勤政显能，以风骨立朝，最终以忘私尽忠落幕。他去世后，获赠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正是对其正直和奉献一生最恰如其分的盖棺定论。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杜衍在文化艺术上也颇有造诣。他善于诗歌创作，工于书法，正、行、草书皆具法度，为当时文人所推重。有《杜祁公摭稿》传世，其诗作也被收录于《全宋诗》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的杜衍——他不仅是能臣廉吏，也是一位富有才情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