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玄宗李隆基的帝王生涯中，武惠妃无疑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其受宠程度在玄宗的后宫中堪称空前。然而，这份极致的恩宠并未给武惠妃带来安宁，反而在她心底埋下了深深的恐惧与不安的种子。
武惠妃的恐慌，根源在于她虽得专宠，却并非六宫之主的中宫皇后，她所生的儿子寿王李瑁也非东宫太子。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政治中，这种“宠而不立”的处境极其危险。皇帝一旦驾崩，失去靠山的妃嫔与皇子往往命运多舛。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便是前车之鉴。戚夫人得宠时风光无限，但因儿子未能取代太子刘盈，在刘邦死后，她惨遭吕后毒手，被制成人彘，下场凄绝。武惠妃熟读史书，每当思及此处，怎能不感到阵阵寒意？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她必须主动出击，改变自己和儿子的命运。
武惠妃分析自身处境，认为她比当年的戚夫人拥有更多优势。关键点在于，唐玄宗当时的中宫之位虚悬。原配王皇后因“符厌事件”（佩戴刻有皇帝名讳的桃木符）触怒玄宗而被废，此后后位一直空置。这意味着，武惠妃通往皇后宝座的道路上，并无一个名正言顺的现任者阻碍。同时，太子李瑛的生母赵丽妃也已失宠，太子的地位看似稳固，实则根基已动摇。武惠妃深信，只要能将儿子李瑁推上太子之位，自己母凭子贵，被立为皇后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悄然展开。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震惊朝野的“三皇子事件”爆发。武惠妃派人向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琩传讯，称宫中出现盗贼，情况危急，命他们即刻披甲执械，率兵入宫护驾。三位皇子不疑有诈，匆忙武装进宫。与此同时，武惠妃则将唐玄宗引至宫中高处，指着下方甲胄鲜明的三位皇子及其部属，惊呼太子与二王谋反，欲弑君夺位。在武惠妃的煽动下，加之玄宗自身对宫廷政变有着近乎本能的警惕（其早年经历多次政变，如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他当即相信了这番说辞。盛怒之下，玄宗下令将三位皇子逮捕，不久后皆被赐死。一日之内，三位皇子陨落，朝野为之震动。
唐玄宗为何如此果断地处死亲生儿子，尤其是国之根本的太子？后世史家多有推测。其一，连续的宫廷政变史确实让玄宗形成了高度的戒备与敏感心理，宁可信其有。其二，或许太子李瑛本身的表现令玄宗失望。李瑛的政治智慧显然不足，他未能清醒认识自身处境：其母失宠，自己与得宠的武惠妃实为政敌。在接到明显有违常理（皇子无诏不得武装入宫）且来自政敌的指令时，他竟毫无警觉，贸然行动。这种缺乏政治判断力的行为，可能让玄宗认为他不堪储君大任，从而狠下杀手。
按常理，扫清最大障碍的武惠妃应志得意满，等待加冕。然而，史书记载了令人意外的转折：此后武惠妃便“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最终在同年十二月惊惧而死，未能等到封后之日。这一充满因果报应色彩的记载，其真实性历来备受质疑。一个心机深沉、手段狠辣到能构陷并致死三位皇子的人，是否真的会被虚无的鬼祟吓死？这更像是后世史官为强化道德训诫而添加的笔法。
更合理的推测是，武惠妃的恐惧源于活人而非死人。唐玄宗并非庸主，事件平息后，他极有可能逐渐察觉或怀疑此乃武惠妃设局。尽管他当时仍需或仍爱武惠妃，未曾公开追究，但帝心的疏离与猜忌本身，便是最可怕的武器。武惠妃日夜面对一个可能知晓自己全部阴谋、掌握自己生杀大权的皇帝，这种压力足以令其精神崩溃。她最终收获的，并非后位与安心，而是更深的惶恐与最终的毁灭。
从权力博弈的角度看，武惠妃的案例揭示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即使计划看似成功，清除政敌，但由此引发的帝王猜忌与内心煎熬，往往将胜利者反噬。她的故事也说明，在绝对皇权面前，任何算计若被看穿，都将失去意义。这场风波不仅葬送了三位皇子，也最终吞噬了策划者自己，成为开元盛世由盛转衰过程中一段晦暗的插曲，为后来更大的政治动荡——包括杨玉环的入宫与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若隐若现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