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的东亚，风云激荡。朝鲜半岛上的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相互征伐，而隔海相望的日本正试图将势力延伸至大陆。此时，强盛的大唐帝国为了维护东北亚的秩序与自身安全，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公元663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大唐水师与日本、百济联军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海上对决，其结局深远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东亚政治与文化走向。
在战前数十年，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已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方面，与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因长期面临中原王朝的压力，选择与突厥、百济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结盟，意图抗衡唐朝。另一方面，受到高句丽与百济南北夹击的新罗，则坚定地向唐朝求援，成为唐朝在半岛最重要的盟友。公元660年，百济在高句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新罗武烈王遣使赴唐求救，唐高宗果断派遣名将苏定方率十三万大军跨海东征，一举攻灭百济，俘虏其王公贵族。然而，百济的覆灭并非终点，反而点燃了更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
百济灭亡后，其遗臣与僧侣并未放弃。他们两次遣使渡海前往日本，请求援助复国，并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日本天智天皇敏锐地看到了介入半岛事务、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机会。公元662年，日本派遣阿昙比罗夫率领一百七十艘战船，护送扶余丰回国即位。日本不仅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援助，更直接派兵驻守，企图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亲日的百济政权，以此作为其大陆政策的支点。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唐朝在东亚的权威与战略布局。
公元663年，得知日本大规模增兵百济的消息后，唐高宗命令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在前线的刘仁轨、刘仁愿部。唐军制定了水陆并进、合围百济复国势力核心周留城的战略。同年九月，唐军水师统帅刘仁轨与部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领百余艘战船护送粮草沿白江南下。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水师在白江口与日本水军先头部队遭遇，初战告捷。次日，日军主力四百余艘战船与唐军展开决战。日军将领依仗船多势众，轻敌冒进，未作周密部署便向严阵以待的唐军发起攻击。而唐军虽然战船数量处于劣势，但船体坚固，战术精良。刘仁轨指挥唐军采用灵活的“左右夹船绕战”战术，巧妙分割并打乱了日军混乱的队形。唐军更借助火攻，焚毁大量日军舰船。史载当时“海水尽赤”，日军或溺死，或被俘，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役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唐朝在军事技术、战术指挥和军队素质上的全面优势。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使得百济复国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百济王扶余丰仓皇逃往高句丽，其余部众全部归降唐军。自此，百济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从历史舞台上永久消失。唐朝与新罗联军随后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高句丽，最终于公元668年将其平定。新罗在唐朝支持下，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区域，奠定了此后朝鲜半岛国家的基础。这场海战，以唐罗联军的完胜告终，迅速而彻底地解决了百济问题，稳定了唐朝的东北边疆。
白江口之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本身，其涟漪效应持续了数个世纪。对日本而言，这是其古代史上首次与中原王朝的直接军事对抗，惨败的结果使其深刻认识到与大唐的巨大差距。天智天皇恐惧唐军乘胜追击，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四道防线。此后，日本彻底改变了对外扩张的政策，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觊觎，转而全面向唐朝学习。此后二百余年间，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佛教思想与生产技术，推动了著名的大化改新，深刻塑造了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态与文化基因。
对中国而言，此战巩固了唐朝在东亚的国际秩序主导地位，“天可汗”的威信达到顶峰。战后形成的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更加稳固，中华文明得以广泛辐射。对朝鲜半岛而言，它直接导致了新罗统一时代的来临，并确立了其后数百年间与中国王朝保持密切而稳定的宗藩关系的基本模式。白江口海战因此被视为东亚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用武力方式确立了新的区域权力格局，并开启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融合与传播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