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肯定对孙权和刘备的恩怨纠葛不陌生。今天我们来深挖一个关键问题：孙权在偷袭荆州、擒获关羽后，为何不选择留下关羽的性命，以此作为向刘备讨价还价的筹码？是鲁莽之举，还是精心算计？本文将为你透彻解析，颠覆你的固有认知！
不谈《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正史里刘备与关羽的关系早已是天下皆知。魏国谋臣刘晔就评价：“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孙权在实现战略目标——夺取荆州三郡后，面对天下大势（吴蜀联手对抗强大的曹魏），如果送还关羽，只占土地不伤人命，留条后路，不是更明智吗？要知道，刘备与关羽从小一起长大，情谊深厚。如果真的放回关羽，诸葛亮等人劝和刘备或许更易；或者以关羽为人质，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向刘备敲竹杠，岂不美哉？甚至史学家裴松之都质疑过，孙权“欲活羽以敌刘、曹”的说法站不住脚，认为前方将领可能早已受令，关羽一到即杀。这让人百思不解：孙权为何如此坚决，难道不知后果严重？
近年来，关羽常被贴上“刚愎自用、骄傲自满”的标签，但他的军事才能不可小觑。他能力全面，堪称一流。论战场指挥：万军中斩颜良，展现了审时度势的“斩首行动”及个人武勇。襄樊之战，关羽率3万荆州兵，降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一军约5000人），在不占人数优势下，将战线从江陵推进400余里，围曹仁于樊城，并牵制徐晃侧翼，一人与曹操麾下多名名将周旋，不愧“威震华夏”。
论防御能力：关羽配合周瑜“绝北道”时，仅率数千人马，在南郡山区预设“鹿角”工事，硬扛李通、乐进、文聘等曹将一年，为周瑜争取了攻城时间。当江陵陷落时，关羽直呼：“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后来，朱然凭借同一城防，以5000病弱兵士抵住数万曹军，足见关羽的营建之功。
论水军能力：关羽本是北方人，但学习能力惊人。长坂之战后，他迅速指挥“乘船数百艘”与刘备会合。襄樊之战中，“羽乘大船就攻禁等”，水军进攻犀利；退军时，依然“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总体而言，年过六旬的关羽在指挥、水军、防守等方面已臻化境，得或失都可能影响两国国力。从后世注重消灭敌有生力量的思维看，孙权若放虎归山，必成军事威胁。既然不能为己所用，杀之便是消除隐患。
关羽不仅是刘备的部下，更是集团内部的元老级人物。刘备每次分兵，必留关羽。论威信，他是荆州都督的不二人选。很多人提到张飞或赵云，但单论威信，关羽无人能及。威信虽无形，却对行政执行和人心凝聚至关重要。杀掉关羽，从刘备集团对荆州的影响力看是减量；但对他控制荆州却是增量。从刘备攻雒城（公元214年）到吕蒙取荆州（公元220年），关羽守南郡6年，若从赤壁之战（208年）算起，他在荆州扎根11年余，影响力巨大。襄樊之战中，关羽不仅战术无误，还通过遥授“印信”号召梁音起义，牵制曹仁；策动“梁、郏、陆浑群盗”支持水军行动；并策划“耿纪、韦晃、陈祎”等在曹魏腹地起事，沉重打击其统治。你以为关羽只有3万兵？那太小看他的群众组织力了。
即使南郡陷落，仍有荆州细作暗杀吕蒙。《三国志·虞翻传》记载：糜芳开城投降后，虞翻提醒吕蒙，“城中之人不可尽信”，吕蒙听取建议，挫败了伏击。对孙权来说，杀关羽是消除荆州民众“亲蜀”倾向的手段。若放虎归山，他日卷土重来，再遥授印信，只怕夷陵之战中又多“沙摩柯”式的人物。回想湘水之盟，刘备以江夏换南郡，孙权觉得亏，鲁肃劝道：主公初到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若放回关羽，东吴郡县恐怕要忙于剿匪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孙权“嫁儿子”——不，提亲。本是好意，关羽却“骂辱其使，不许婚”。陈寿虽无罗贯中的文笔，但《三国志》如实记载。面对善意，关羽践踏外交礼仪。即使孙权可能不安好心，想挑拨离间，关羽也可以“婉拒”即可。结果“孙权大怒”：我以主公之躯联姻，你当我江东是给不起彩礼？这让东吴上下对关羽恨之入骨。
还有《鲁肃传》中的“单刀赴会”（历史上是鲁肃，非关羽）。鲁肃正与关羽谈判，突然有人插话：“夫土地者，唯德所在耳，何之常有。”鲁肃厉声呵斥。这暴露了蜀汉官员的傲慢。在北方曹魏超强的大势下，关羽太傲气。即使孙权无论如何都要背刺荆州，但关羽动辄“吴狗”“鼠辈”，若放回蜀汉，他必视此劫为奇耻大辱，成立“反吴党”，叫嚷复仇，搅乱边境。对孙权而言，放回一个反吴死硬分子，等于给自己的外交环境增加敌对变量，不可取。
对待这样油盐不进、拒绝联盟、鄙视同僚的死硬分子，即使站在东吴角度，为了自保或减少同盟阻力，杀他也是战略选择。至于有人说吕蒙取荆州后，东吴便北向称臣是“欲图蜀”，这有些牵强。那不过是嘴上服软的策略，与向刘备求和相同。曹操未死时，东吴没让过半分土地，没送过一个人质，再加是大汉吴侯，隐隐有降汉不降曹的典范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