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五代十国时期，京兆长安人苏逢吉凭借其文笔才华与机敏性格，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其父苏悦在刘知远麾下任职时，敏锐地抓住机会推荐儿子，称其“粗学文墨，性复恭谨”，由此开启了苏逢吉的政治生涯。当时河东节度使府掌书记一职空缺，原本属意的丘廷敏因故未就，这个偶然的机遇最终落到了苏逢吉手中，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
随着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苏逢吉迅速晋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实际掌权的宰相。他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虽专权自恣，而事无壅滞”。当李涛建议减少副相以提升效率时，刘知远进一步将大权集中于苏逢吉一人之手，使其权势达到顶峰。这一时期，苏逢吉不仅掌握了官员任免权，更在刘知远临终时成为顾命大臣之一，其政治影响力遍及朝野。
苏逢吉在权力巅峰时期暴露出诸多问题。他公然索贿，对前来归附的李永吉强索前朝玉带，对出使归来的王筠勒索财物。更令人诟病的是，他利用职权强占前朝宰相李崧的宅第，并在李崧归还房契后仍不满足。当李崧家仆诬告其谋反时，苏逢吉竟私自篡改供词，将“二十人”改为“五十人”，导致李崧全家被诛。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朝廷声誉，也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
苏逢吉主张乱世用重典，其制定的法律严苛到令人发指。他曾起草诏书规定“凡盗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虽经同僚劝谏改为“全族”，但仍造成大量冤案。卫州刺史叶仁鲁将协助捕盗的村民当作盗贼处置，挑断脚筋弃之荒野，苏逢吉反而予以表彰。这种严酷统治虽然短期内震慑了部分盗贼，却导致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个人生活方面，苏逢吉极尽奢侈之能事。他嫌弃中书省提供的饮食，每餐必用名厨烹制山珍海味。经常在家中举办奢华宴会，“一宴费至千缗”。妻子武氏去世时，葬礼规格堪比后妃，严重违背礼制。更令人侧目的是，他对儒家礼法的漠视——继母去世不服丧，妻子新丧却让儿子上任，甚至将擅自进入家门的庶兄杖杀。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作为宰相的道德形象。
苏逢吉与权臣史弘肇的矛盾日益激化，从宴席上的相互讥讽发展到公开殴击。他虽然曾考虑外任以避祸，但终因担心失去权位而作罢。当汉隐帝在李业等人鼓动下诛杀史弘肇时，苏逢吉虽感意外却仍被加授宣徽使。然而，这一系列权力斗争最终引发了郭威的“清君侧”兵变。面对大军压境，苏逢吉感叹“萧墙之变，太忽遽耳”，但已无力回天。
汴梁城破之际，苏逢吉随汉隐帝逃亡，最终在民舍中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其首级被郭威下令悬挂于李崧就刑之处示众。尽管苏逢吉曾与郭威有隙，但建立后周的郭威仍展现出了一定气度，将洛阳一处庄宅赐予苏逢吉之子。苏逢吉的执政风格深刻影响了后汉政权，使其成为五代中最无法度、最不得民心的短命王朝，这段历史至今仍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