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三国风云，除了谋臣策士的纵横捭阖，武将们的赫赫战功亦是这段历史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魏、蜀、吴三国为表彰功勋、激励将士，设立了一系列高级武职，其中“大司马”与“大将军”最为显赫。那么，在三国鼎立的特殊时期，这两个位极人臣的官职，究竟孰高孰低？其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权力逻辑与历史宿命？
在曹魏的官僚体系中，武官之巅的排序非常清晰。根据史料记载与历史事件分析，大司马被明确列为最高武职，位居“上公”，品级第一，执掌全国军事，其地位甚至在传统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上。紧随其后的，才是大将军。
这一点在魏文帝曹丕的托孤安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曹丕临终前指定的四位顾命大臣，顺序依次是：大司马曹休、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司马懿。排序本身便揭示了官职的尊卑。
然而，曹魏的大司马之位似乎被笼罩在一层阴影之下。首任大司马曹仁功勋卓著，但任职时间不长。曹休在石亭之战中大败于东吴，惭恨发病而亡。曹真接任后，主持对蜀汉的战争亦不顺利，归来后不久便病逝。接连两位大司马的“非正常”离世，使得这个最高军职在曹魏后期几乎被虚置。司马懿掌权后，宁愿选择“太尉”这一更具荣誉性的三公之首官职，也未曾染指大司马，其中或许不乏对这份“不祥”的忌讳。
蜀汉的情况则与曹魏不同，其前期政治格局以丞相诸葛亮总揽军政大权为核心。因此，在诸葛亮在世时，并未设立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武职“大司马”或“大将军”，军权尽归丞相府。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后主刘禅开始亲政，并着手调整权力结构。他首先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不久又晋升其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军政首脑。数年后，蒋琬更进一步，被授予“大司马”之职。这清晰地表明，在蜀汉，大司马是高于大将军的晋升阶梯。蒋琬之后，费祎接任大将军，但费祎遇刺后，蜀汉再未正式任命过大将军或大司马，军权逐渐分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蜀汉后期人才的凋零与政局的动荡。
相较于魏、蜀，东吴的武职体系最为繁复，在“大司马”与“大将军”之间，还插入了多个等级，形成了独特的晋升链条。
东吴的最高武职同样是“大司马”，但常分设左、右大司马。在此之下，设有“上大将军”，然后才是“大将军”。例如，名将陆逊在夷陵之战后，先被拜为上大将军，后官至丞相，但其武职巅峰仍是上大将军。而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最终官至大将军，位在陆逊曾担任的“上大将军”之下。后来的名将如朱然、丁奉、陆抗等，都曾经历从大将军或上大将军晋升至大司马或左右大司马的过程。
这种细化的层级，一方面反映了东吴政权对军功将领更为精细的封赏策略，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江东士族、淮泗将领等不同派系间的权力平衡有关。
虽然从制度上看，三国普遍以大司马为尊，大将军次之，但实际的政治影响力并非完全由官职决定。例如在曹魏，中期以后的大将军曹真、曹爽，其权柄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前期的大司马。在蜀汉，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其权力远非后来任何一位大司马或大将军可比。在东吴，担任大都督、主持一方战事的将领（如周瑜、鲁肃），其战时权力也极为集中。
因此，这两个官职的高低，不仅是一个品级排序问题，更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君主信任、个人威望以及是否“录尚书事”（参与中枢决策）紧密相连。它们共同构成了三国时代武将荣誉与权力的巅峰象征，见证了无数名将的荣耀与悲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