鄗代之战爆发于长平之战九年后，这并非一个偶然的时间点。燕国决策层依据长平之战后的惨状，断定赵国已一蹶不振，却忽略了近十年的宝贵喘息期。在此期间，赵国通过成功的邯郸保卫战，不仅挫败了秦军，更借联军之势夺回了太原郡等战略要地。赵孝成王后期至赵悼襄王初期，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力得到显著恢复。燕国看到的，是九年前的创伤；而忽视的，是赵国军民在绝境中迸发的凝聚力和中兴的萌芽。
赵国素有“四战之国”之称，长期处于秦、魏、齐及北方游牧势力的包围之中。这种恶劣的地缘环境，反而锤炼出赵国彪悍的民风与深厚的尚武传统。即便经历长平之殇，其军事骨架并未散架。名将廉颇被重新启用，委以相国重任，主持军政，有效稳定了军队体系。赵国“其民习兵”的基础仍在，军队骨干尚存，绝非一战可彻底摧毁的乌合之众。反观燕国，其情报工作显然流于表面，未能洞察赵国“哀兵”状态下的真实战力。
从战国纵横家苏秦的评估中，可窥见两国常态下的军力对比。燕国虽有带甲数十万，但车骑数量明显逊于赵国。更为关键的是，人口与综合国力是持久战的基石。战国中后期，赵国核心区域的人口密度和经济产出能力普遍高于燕国。长平之战损耗的主要是赵国的野战机动兵力，但其战争潜力、兵器制造体系和边骑基础依然保有相当规模。燕国企图以一场突袭压倒一个底蕴深厚的大国，本身就充满了冒险色彩。
燕国选择在赵国民族情绪最为悲愤激昂的时刻发动进攻，堪称最大的战略失误。长平之败的屈辱与邯郸保卫战的胜利，共同塑造了一种“知耻后勇”的全国氛围。赵人将对外部威胁的怒火，从强大的秦国部分转移到了“趁火打劫”的燕国身上。这种同仇敌忾的士气，弥补了兵力上的暂时不足。燕军面对的，不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个憋足了劲要证明自己、保卫家园的全民防御体系。赵国为防范秦国而准备的纵深防御和坚韧斗志，意外地让燕国率先尝到了苦头。
鄗代之战的结果启示我们，评估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不能仅看其一时一役的损失。国家的韧性由多重因素构成：领导层的决策与凝聚力、军队的组织与传统、国民的士气与认同感，以及战略纵深的回旋余地。赵国在绝境中展现出的强大恢复力和战斗力，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战也警示后世，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轻率地对一个遭受重创但根基尚存的大国发动攻击，往往要付出惨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