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道，导致各地纷纷起兵反隋。镇守太原的唐公李渊，于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举起义旗，起兵反隋。李渊高举大旗，所属州郡纷纷响应，广大民众踊跃投奔，仅数日，军队便扩充至1万多人。李渊对将士不分贫富贵贱，统一以“义士”相称，军队上下和睦融洽。此时，西河郡丞高德儒反对李渊起兵，李渊派长子建成、次子世民领兵征讨。由于二人平日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将士士气高涨，往返仅九天，便平定高德儒部。
在行军作战中，李渊军队纪律严明，途中遇到瓜果蔬菜，不付钱不吃；个别士兵偷吃瓜果，一经发现，立即寻找失主按价赔偿。同时，对因饥渴而偷窃的人不予深究。这种严明军纪不仅促进了军内团结，深得民心，也使得应募者越来越多，军队迅速扩至3万多人，将士同心，奋勇作战。
同年七月，李渊留四子元吉镇守太原，亲率3万大军向隋都长安进发。部队行至霍邑（今山西霍邑），遭遇隋将宋老生的顽强抵抗。此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足，加上突厥兵进攻太原的消息传来，李渊顾虑重重，打算回师太原击退突厥。在部分兵力开始北撤时，李世民力劝李渊收回撤兵命令。八月转晴，李渊一战斩杀宋老生，攻克霍邑，为进军长安打开了关键通道。
攻克霍邑后，李渊似绝处逢生，心情大好。进入城中，他立即下令各部评议军功，奖励义士。然而，有军吏提出疑问：“军中虽分画贵贱，统称义士，但这些义士中有主有奴，有贫有富，包含许多等级。奖励军功，难道都要平等对待吗？”这个问题涉及军队内部团结，让李渊陷入两难。他想到麾下英勇作战的钱九陇和樊兴等人都是兵卒出身，怎能埋没他们的功劳？女婿柴绍从军作战，妻子留在关中，靠马三宝的帮助响应起义，已发展至数万之众，马三宝之才众人皆知，岂能因其出身另眼相待？军中应募的贫民众多，作战英勇，若在论功行赏时不能一视同仁，必将导致他们心灰意冷，削弱战斗力。
为争夺天下，李渊权衡利弊，暂时抛开等级观念。他当众宣布：“两军交战，刀枪弓矢不分贫富贵贱，拿这些武器的人怎能分贵贱？必须一视同仁，不分将卒，论功行赏！”这一号令一出，全军上下欢呼雀跃。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增强了军队内部团结和战力，也在民众中产生积极影响，更多人踊跃加入李渊大军，为进军关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李渊坚持论功行赏、一视同仁的政策，出身贫民的人不再受等级观念的压制，只要奋勇作战，就能获得应有奖赏，士气更为高涨。例如，在后续的关中征讨中，许多出身微贱的士兵因战功赫赫而得到提拔，如普通士卒刘弘基在交战中屡次冲锋，李渊亲自表彰并提升为校尉；另有一名奴隶出身的张亮因智勇双全，被李渊破格任用为将领，这极大激励了全军。李渊的做法，不仅为唐朝建立奠定了军事基础，也为后世王朝树立了争取民心的范例。
团队的力量在于众志成城，如果因封赏不公导致人心不服，将是军队的致命打击。李渊深谙其道，他凭借论功行赏、不以贵贱为标准的治军智慧，提升了战斗力，推动了历史进程。这种理念不仅在当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对后世治理国家、统御军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继承其父遗风，建立“贞观之治”，强调任人唯贤、赏罚分明；后世如宋朝的“均田制”和明朝的“卫所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种平等激励的思想。可见，李渊的一视同仁论功行赏，不单单是军事策略，更是社会治理的智慧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