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乾隆年间，每逢重大祭祀典礼后，总会上演一幕耐人寻味的场景。皇帝将祭祀所用的白水煮肉分赏给文武百官，以示恩典与“勤俭”。然而，许多大臣在叩谢皇恩、携肉出宫后，并未将其带回家中享用，而是不约而同地转赠给了当朝名臣——纪晓岚。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官场生态与个人癖好？
乾隆皇帝此举，意在塑造身体力行、崇尚节俭的明君形象。祭祀所用的猪肉，通常仅用白水烹煮，且往往只有七八分熟，不添加任何盐酱佐料。其味道腥膻油腻，口感粗涩，实在难称美味。皇帝本人虽带头食用，但侍奉在侧的太监早已为其备好了精选的瘦肉，并佐以蒜泥、腐乳、韭菜花等各式调料。如此一来，皇帝品尝的实则是风味俱佳的“蒜泥白肉”，而群臣领受的，却是实打实、难以下咽的清水白肉。
这便让位列朝班的王公大臣们陷入了两难境地：此乃天子赏赐，象征着无上荣光，若当场面露难色、弃之不食，便有“大不敬”之嫌；可若要强行咽下这寡淡腥膻之物，对于平日锦衣玉食、惯享珍馐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于是，“领赏”变成了一项必须巧妙应对的“政治任务”。
正当同僚们为如何处理这“食之无味，弃之不敢”的御赐肉品而发愁时，纪晓岚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完美解决方案”。这源于纪晓岚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他惊人的食肉之癖，二是他在官场中极佳的人缘。
据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记载，纪晓岚“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几乎以肉为主食，米饭面食反而只是点缀。如此巨大的肉类消耗量，使得御赐的猪肉对他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正好补充了日常所需。另一方面，纪晓岚性格诙谐幽默，为人通透豁达，善于交际，在同僚中口碑甚佳。大臣们将肉赠予他，既能顺理成章地处理掉“包袱”，又不失体面，还能借此与这位皇帝眼前的红人套套近乎，可谓一举多得。
于是，各种理由应运而生：有的称自己笃信佛教、常年食素；有的言脾胃虚弱、不堪油腻。最终，这些白肉大多流向了纪晓岚的府邸。纪晓岚自然也心知肚明，他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照单全收，既维系了同僚关系，又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纪晓岚对肉食的极度偏爱，或许并不仅仅是口舌之欲那么简单，更深层次看，可能是一种排遣内心郁结的方式。尽管他才华横溢，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主持编纂了旷世巨著《四库全书》，但在乾隆皇帝心中，他的定位却颇为微妙。曾有记载，乾隆因一事怒斥纪晓岚：“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将其比作供人娱乐的“倡优”，这对一位传统士大夫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精神打击。
在这种“伴君如伴虎”、才华不得真正施展的压抑环境下，纪晓岚逐渐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三大癖好：抽烟、食肉、亲近女色。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宣泄压力、寻求慰藉的出口。其晚年沉迷于编撰志怪笔记《阅微草堂笔记》，亦可能是在虚构的世界中寻找精神寄托。
这场关于“赐肉”的官场微观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所谓“乾隆盛世”的复杂底色。对权贵而言，无佐料的白肉已难以下咽，足见其日常生活的极度奢靡。而与此同时，根据乾隆晚期访华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记载，许多普通百姓仍处于衣不蔽体、食难果腹的境地，猪肉对他们来说更是难得的奢侈之物。
皇帝追求“勤俭”美名的形式主义，大臣们应对皇恩的虚与委蛇，以及朱门内外巨大的生活差距，共同勾勒出一幅盛世光环下官场生态与社会现实的讽刺画卷。御肉流转的故事，虽非正史所载，主要见于《清稗类钞》等笔记，但其细节之生动、逻辑之自洽，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另一面，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一件看似简单的赏赐，牵连出帝王的权术、臣子的无奈、个人的癖好，以及一个时代的隐秘真相。纪晓岚以其特有的方式，消化了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油腻”，其形象也因此超越了铁齿铜牙的戏说，变得更加复杂而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