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期的历史舞台上，杨炎无疑是一位极具影响力又充满矛盾色彩的人物。他不仅是唐德宗时期的重要宰相，更是中国财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税法”的主要创议者和推行者。他以其卓越的才华推动改革，却也因个人恩怨与政治斗争而陨落，其一生堪称一部跌宕起伏的宦海浮沉录。
杨炎，字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文笔雄丽，仪表出众，在故乡一带享有“小杨山人”的美誉。他的仕途起点与河西节度使幕府相关，尽管具体细节在史料中留有争议，但其才华很快为他赢得了声誉。杨炎性格豪爽，但也因此留下了“睚眦必报”的记录，如其曾因旧怨报复同僚李大简，显露出其性格中激烈的一面。
在安史之乱后的复杂政局中，杨炎一度选择退隐，悉心奉养亲长，其孝行甚至得到朝廷旌表，门立六阙，传为佳话。这段经历也反映了其性格中恪守传统伦理的一面。服丧期满后，他重返朝廷，凭借出色的文采，与常衮一同执掌诏诰，被时人并称为“常杨”，逐渐进入权力核心圈层。
杨炎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点，是与宰相元载的结交。因同乡之谊及自身才望，他受到元载的赏识和大力提拔，官至吏部侍郎。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历十二年，权倾一时的元载倒台被赐死，作为其党羽的杨炎也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遭遇了仕途上的重大挫折。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行为，尤其是对审理元载案的刘晏埋下了深深的怨恨。
唐德宗即位后，在宰相崔祐甫的举荐下，杨炎被重新起用，并迅速拜相。重返权力巅峰的他，展现出了改革家的魄力与才干。在短时间内，他针对帝国面临的几大危机，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成功处理了川蜀边患，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再次形成；力主将国家赋税从皇帝私库（大盈内库）重新划归政府国库，厘清了国家财政与皇室用度的界限，这一举措赢得了朝野的普遍赞誉。
而他最为后世所铭记的贡献，无疑是创立并推行“两税法”。面对自玄宗后期以来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名存实亡、政府财政拮据的困局，杨炎大胆改革。两税法的核心在于：变“量入为出”为“量出为入”，根据财政支出确定征收总额；放弃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计资而税”）；简化税制，将各种杂税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部分税收以货币代替实物。这套制度适应了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扩大了税基，短期内显著改善了唐朝的财政状况，并对后世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杨炎也因此被誉为“救时之相”。
然而，随着政绩的积累和同僚的因病去职，独揽大权的杨炎性格中的缺陷开始暴露。他心胸狭隘，对曾有恩于己的崔祐甫也多加掣肘。更为严重的是，他为报答元载旧恩并宣泄个人私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陷害。
他先是因原州筑城之议与名将段秀实交恶，利用职权将其调离泾原节度使岗位，间接引发了刘文喜的叛乱，给边境带来动荡。随后，他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财政重臣、曾主审元载案的刘晏。杨炎利用德宗的猜疑心理，罗织罪名，最终导致刘晏被贬杀。刘晏之死震动朝野，使得本就对中央心存疑虑的藩镇更加不安，严重削弱了朝廷威信，也令德宗对杨炎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戒心。
杨炎的专权和树敌，最终为他的政敌提供了机会。与他同朝为相的卢杞，相貌丑陋且无文学之才，被杨炎轻视。卢杞怀恨在心，暗中布局。他先是利用杨炎在劝说藩镇梁崇义入朝问题上的处置不当，以及杨炎反对任用李希烈平叛的争议，逐渐动摇了德宗对杨炎的信任。
接着，卢杞提拔与杨炎有旧怨的严郢为御史大夫，从其子杨弘业的违法行为入手，深挖细查。最终，他们找到了两大“罪证”：一是杨炎委托河南尹赵惠伯高价出售其在东都的私宅，被定为“监守自盗”；二是流言称杨炎在具有“王气”的曲江之地修建家庙，别有用心。这触动了皇帝最敏感的神经——经济贪腐与政治图谋。
建中二年十月，唐德宗下诏，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在流放途中，行至鬼门关时，杨炎已预感末路，写下了悲凉的诗句。最终，他未能到达贬所，在途中被赐死，时年五十五岁。这位一度叱咤风云的改革家，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来朝廷虽予以追复，但定谥“平厉”，其中“厉”字，明确指出了其行事苛刻、结局凶暴的一面。
杨炎的一生，是才华与缺陷并存的复杂体。他凭借卓越的见识推行两税法，为中唐财政续命，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他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党同伐异，最终也毁于激烈的政治倾轧。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折射出唐朝中期官僚体系内部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改革者在传统政治漩涡中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他的财税思想穿越时空，而其政治命运则成为后世为政者的一面深刻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