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四月，山东菏泽高楼寨一带，一场决定性的伏击战在捻军与僧格林沁统帅的清军之间爆发。这场战役并非孤立事件，其根源需追溯至更早的动荡年代。自1852年末起，受太平天国运动激荡，华北、中原地区的捻党势力纷纷揭竿而起，形成了燎原之势。至1855年秋，豫皖边界的各路捻军首领于亳州淮河畔会盟，共推张乐行为盟主，确立了严整的五旗军制，标志着捻军从分散力量走向初步联合。
这一时期，起义军对清政府地方官吏的痛恨达到了顶点。这种仇恨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沉重的赋税、腐败的吏治以及对平民的残酷压榨。捻军提出的“救民除奸”口号，正是这种普遍民怨的集中爆发。他们不仅颁布了明确的军纪与作战条例，更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基层的清朝统治机器，视其为必须清除的障碍。
高楼寨之战前夕，捻军面临的形势可谓极其严峻。由于早期组织松散、缺乏稳固的统一指挥，在与清朝正规军的多次交锋中屡遭挫败。一系列败仗导致力量受损，多位重要领袖牺牲，许多根据地相继失守。至1864年，主力部队在任化邦、张宗禹等将领带领下，艰难突破清军封锁，转入流动性更强的作战模式。
同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主体失败，全国反清斗争陷入低潮。然而，捻军与部分太平军余部并未气馁。他们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在逆境中合并、整编，继续坚持斗争。正是这种绝境求生的意志，为后来高楼寨的辉煌战绩埋下了伏笔。历史证明，即便在最为不利的背景下，这支联合部队依然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
高楼寨之战，实则是新捻军与清军精锐之间的一次战略对决。1864年11月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邱远才率部与张宗禹、任化邦领导的捻军主力在鄂北会师，加上其他零散部队，总兵力得到显著扩充。他们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关键性的整编，形成了一支指挥统一、战术灵活的新军，仍由赖文光等人统率。
这支新军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封号，同时保留了捻军传统的五色旗编制。这种融合不仅提升了士气，更在战术上结合了太平军的阵地战经验与捻军擅长的骑兵游击战术，为应对清军创造了新的优势。
清军方面，主帅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其麾下包括成保、常星阿等将领，多为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僧格林沁战术风格勇猛急躁，意图速战速决。战役前期，捻军主动后撤诱敌，在河南邓州唐坡等地巧妙设伏。清军分三路进攻后，捻军先集中力量击溃其右翼，再迂回包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此役极大消耗了清军有生力量，僧格林沁本人亦一度陷入重围，仅赖部下救援才得以脱身。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心理与战略上的重大转折。
捻军对清朝地方官吏的极度痛恨，需从社会经济结构层面理解。咸同时期，黄河改道、连年天灾导致农业凋敝，但官府税赋徭役却有增无减。基层胥吏往往趁机敲诈盘剥，中饱私囊，使得普通民众生计艰难。此外，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在捻军活跃的皖北、鲁西南等地推行坚壁清野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地方官府的压迫与不作为，成为直接点燃反抗怒火的引信。捻军的兴起，在本质上是一场为求生存而战的底层民众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