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的步伐已逼近最后的障碍——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政权。东汉大军兵分两路，形成钳形攻势：一路由岑彭与吴汉统领，自长江水路西进；另一路由名将来歙与大将盖延率领，自北面陆路南下。巴蜀之地，顿时战云密布，政权岌岌可危。
面对汉军压境，公孙深知正面战场难以抗衡，转而采取了一种极端手段——派遣刺客，意图通过斩首行动瓦解汉军指挥中枢。这一策略，不仅关乎战场胜负，更成为一场心理与意志的残酷较量。在冷兵器时代，主将遇刺往往导致军心溃散，公孙述正是希望借此创造逆转的奇迹。
一个深夜，北路汉军主帅来歙在睡梦中被剧痛惊醒。他挣扎起身，唤来卫兵，烛光映照下，只见一柄利刃深嵌后背，鲜血浸透床榻。来歙强忍剧痛，保持惊人镇定，立即召来副将盖延。盖延见状悲恸落泪，却遭来歙厉声斥责：“虎牙将军岂可作儿女之态！我命不久矣，召你前来是为托付军国大事，岂是来看你哭泣的？”
在生命最后时刻，来歙首先妥善部署了军事指挥的交接，随后提笔向光武帝写下遗书。信中既无抱怨，亦无恐惧，唯有对国事的挂念与举荐贤能的忠忱。他特别推荐太中大夫段襄，称其“骨鲠正直，可任要职”，并为自己兄弟才德不足而向皇帝请罪。书信完毕，这位一代名将自己拔出身后的匕首，顷刻间壮烈殉国。
来歙遇刺的噩耗传至洛阳，光武帝刘秀悲痛欲绝，史载其“投袂而起，亲御戎车”，决意御驾亲征，为爱将复仇。这种最高统帅的反应，极大地激励了前线将士。与此同时，汉军南路在岑彭指挥下已势如破竹，深入巴蜀腹地两千余里。公孙述在恐慌中竟再度铤而走险，派遣刺客伪装逃亡奴仆，混入岑彭大营，以同样手段刺杀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水战名将。
连续两位统帅遇害，非但没有摧垮汉军意志，反而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斗志。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复仇的火焰在每一名士卒心中燃烧，作战勇猛程度倍增。这种从悲痛中转化出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了公孙述的预期，成为战役的重要转折点。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吴汉率领的汉军终于兵临成都城下，将公孙述政权围困于孤城之中。即便在此刻，光武帝仍展现出政治家的胸怀，亲笔致信公孙述，承诺“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若降，宗族可全”。然而，公孙述已无退路，拒绝了这最后的生机。
在最终决战中，公孙述身受重伤，当夜身亡。次日，其大将延岑开城归降，历时十二年的割据政权就此终结，巴蜀之地正式纳入东汉版图，标志着光武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的伟业。
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深远：军事对抗不仅是武力的比拼，更是意志与民心的较量。公孙述企图以恐怖手段瓦解敌军，反而激发了更强大的反击力量；而汉军将士化悲痛为斗志，展现出古代军队罕见的凝聚力与韧性，这或许正是东汉能够最终平定天下、开创“光武中兴”的精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