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以降，藩镇割据，兵祸连年，社会风气崇尚武力，文教一度衰微。初期军队尚有战斗力，随后逐渐沦为老弱残兵的收容之所。这些士兵常被充作苦役，面上刺字以防逃亡，被称为“配军”。此类制度自五代延续至宋，未能根除，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低下。
面对积重难返的兵制，宋太祖采取折中之策：从旧军中选拔精锐，按身高体重的严格标准编为“禁军”，负责中央戍卫与征战；不合格者则留置地方，称为“厢军”，主要承担杂役劳差。这种看似合理的分工，实则埋下了“养兵而不能战”的隐患。
宋朝立国之初便面临严峻的地缘危机。燕云十六州已归辽国，北方屏障尽失。选择定都开封虽是出于漕运便利的经济考量——南方粮赋可经运河直达京师，节省转运成本——却使都城完全暴露于华北平原之上。辽国骑兵南下数日即可兵临黄河，渡河便直逼开封城下，国防形势极为被动。若建都洛阳或长安，尚可依托山川险要构建纵深防御，但残破的北方经济与漕运限制迫使宋朝作出了这一战略妥协。
宋太宗两次北伐失利后，朝廷转向防御性国策。这种“只能胜不能败”的心理枷锁，使得宋朝陷入“养兵防战却不敢战”的怪圈。为防唐末五代武人乱政重演，宋朝大力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刻意抬高文官地位，抑制武将权力。军队长期戍守却缺乏实战锤炼，逐渐成为徒耗粮饷的冗兵集团。
宋代实行募兵制，士兵终身在役，往往二十岁从军，直至老迈。真正能战的不过青壮十年，其余时间皆成财政负担。更致命的是，这种职业化军队本适用于主动进攻的战争模式，却被置于长期防守的国策之下。加上“更戍法”造成的兵将分离——军队频繁调防而将领固定驻守——导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严重削弱了指挥效能。
王安石变法曾尝试推行保甲制，意图以民兵替代募兵，减轻财政压力，但未能全面推行。终宋之世，军队数量从太祖时的二十万膨胀至仁宗朝的一百二十五万，形成“冗兵冗吏”的恶性循环。然而，正是在这种尚文轻武的国策下，宋代文化得以空前繁荣，理学兴起，士大夫地位提升，塑造了此后中国社会的文化品格。这种文武失衡的格局，既造就了军事上的积弱，也孕育出文明史上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