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后，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这位被强行推上皇位的宰相却如坐针毡，不仅不敢自称“朕”，连正殿都不敢踏入，还将孟太后迎入宫中尊为宋太后。当康王赵构南渡，张邦昌如释重负般交出皇位。然而，即便表现得如此恭顺，他最终仍未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
金人见赵构建立南宋，迅速挥师南下。赵构闻讯仓皇南逃，从扬州一路狂奔至杭州。金兵因长江天险暂缓追击，南宋朝廷终于获得喘息之机。但谁也没想到，更大的危机正在皇帝身边酝酿。
当时御营都统制王渊深得高宗信任，却是个贪财之徒。南渡时，他竟动用十余艘战船运送私产，导致刘光世部兵马滞留江北，尽数被金兵歼灭。如此重罪，高宗仅免去其枢密使之职，仍保留御营都统制的军权。这一处置在军中引发强烈不满。
御营军多由北方士兵组成，随朝廷南迁后归乡无望，思乡情绪日益转化为怨恨。苗傅与刘正彦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情绪，开始在军中散布王渊勾结宦官康履、克扣军饷的消息。当不满情绪达到顶点，一场精心策划的兵变终于爆发。
叛军首先伏击了退朝途中的王渊，将其乱刀砍死。随后冲入宦官宅邸，凡无须男子皆被当作宦官诛杀。康履因身在宫中侥幸逃脱。在叛将吴湛的接应下，叛军顺利进入皇宫，直逼高宗面前。
面对兵临城下的叛军，高宗被迫亲自谈判。苗刘二人当面指责皇帝赏罚不公，要求诛杀宦官康履。高宗无奈交出康履，叛军当众将其腰斩。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苗傅突然抛出致命一问：“陛下皇位来路不正，若钦宗归来，将何以自处？”这句话直击高宗最敏感的神经——其皇位并非直接继承于钦宗，而是从伪楚政权手中取得，合法性本就存在争议。此言一出，高宗表面沉默，内心已起杀机。
叛军逼迫高宗退位，拥立两岁太子，请孟太后垂帘听政。成功夺权后，苗刘二人却暴露出政治上的极度幼稚：他们既未掌握全国军权，也未控制关键州府，甚至轻信宰相朱胜非的缓兵之计，错失挟持韩世忠家眷为人质的良机。
当张浚、韩世忠等将领起兵勤王的消息传来，叛军阵脚大乱。他们匆忙请高宗复位，并索要免死铁券。高宗在铁券中埋下“除大逆外，余皆不论”的伏笔，二人竟欣然接受，带兵出逃。
从战略层面看，苗刘二人缺乏政治远见是关键。他们既未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也未争取朝中重臣支持，更未控制地方军政大权。当勤王军队集结时，叛军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心理层面而言，叛军首领存在严重误判。他们以为质疑皇帝合法性就能动摇统治根基，却不知南宋初年朝野最需要的是稳定。当叛军行为威胁到政权存续时，各方势力迅速团结在皇室周围。
兵变平定后，韩世忠设计擒获叛将吴湛，苗傅、刘正彦最终被凌迟处死。这场历时不足一月的政变虽被迅速镇压，却在高宗心中留下深刻阴影。他开始对武将集团产生深度戒备，这种猜疑最终演变为“重文抑武”的国策，为后来岳飞冤案埋下了伏笔。
从更宏观视角看，苗刘兵变反映了南宋初期皇权不稳、军政混乱的局面。这场失败政变客观上加速了南宋朝廷的制度调整，促使高宗加强中央集权，但也导致后来抗金战争中屡屡出现的指挥僵化问题。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场旨在“清君侧”的兵变，最终却让皇帝更加猜忌忠良，这或许是苗傅等人始料未及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