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在彻底平定北方后，挥师南下，剑指荆州。此时的刘备寄居刘表麾下，驻守新野。曹操大军压境，荆州牧刘表恰在此时病逝，次子刘琮在蔡瑁、张允等大族支持下继位，并迅速向曹操投降。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将驻守樊城的刘备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面对曹操的虎狼之师，刘备果断放弃樊城，向军事重镇江陵撤退。与《三国演义》中塑造的仁主形象略有渊源的是，史载确实有大量荆州士民自愿跟随刘备南迁。然而，携带十余万民众行军，速度极为缓慢。诸葛亮曾建议轻装疾行，抢先占据江陵，但刘备未予采纳。这一决策，直接导致了后续的惨败。
曹操深知江陵储有大量军资，恐刘备捷足先登，于是亲率轻骑，一日一夜疾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长坂坡追上了刘备的队伍。曹操麾下最精锐的“虎豹骑”，由曹纯统领，在此展现了恐怖的战斗力。刘备军人数虽众，但夹杂百姓，队伍混乱，猝不及防之下迅速溃败。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在慌乱中“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可见形势之危急，已到了不得不抛家舍业的地步。此战中，刘备两个女儿被曹军俘获，辎重尽失，军队损失惨重，可谓其创业生涯中一次重大的挫折。
那么，赵云“七进七出”的传奇是否存在？《三国志·赵云传》的记载非常简练：“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坂，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由此可知，赵云的核心功绩是在乱军之中保护了甘夫人与幼主刘禅，并成功将他们带到安全地带。其过程必然充满艰险与英勇，但“七进七出”、斩杀曹营名将五十余员的情节，则属于《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旨在突出赵云忠勇无双的武将形象。
相比之下，张飞断后的壮举则更有据可依。《三国志·张飞传》明确写道：“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 张飞率领二十余骑，凭借其惊人的气势，成功震慑住曹军追兵，为刘备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一记载，成为了后世“张飞喝断当阳桥”经典桥段的历史蓝本。
长坂坡之战对刘备集团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使其失去了立足荆州的资本，一度欲南投苍梧太守吴巨。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出现。东吴鲁肃以吊丧刘表为名前来刺探，在当阳遇刘备，提出了孙刘联合抗曹的构想。这正是刘备绝处逢生之机。
与此同时，曹操取得当阳大胜后，顺利进驻江陵，志得意满。他写信威慑孙权，号称率“水步军八十万”南下，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反而促成了孙权内部主战派的决心。在周瑜、鲁肃的力主下，孙权决定联刘抗曹。刘备残部得以东走汉津，与关羽水军会合，并与江夏的刘琦合兵，最终在夏口与周瑜率领的东吴大军会师，共同迎击顺江而下的曹操。这一切的连锁反应，最终引向了决定三国鼎立格局的赤壁之战。
《三国演义》作为文学作品，其尊刘贬曹的倾向十分明显。在长坂坡相关情节中，投降曹操的刘琮、蔡瑁、张允等人，在演义里均被安排了下场凄惨的结局。然而根据正史，这几位荆州降臣在归附曹操后均获得了封赏，得以善终。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需要安抚荆州大族以稳定局势，不可能无故诛杀主动归顺、且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这种艺术处理与历史事实的差异，是阅读三国故事时需要留意的地方。
长坂坡之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遭遇战，是刘备军事生涯的“至暗时刻”。它并非一场成就个人英雄主义的华丽舞台，而是一场残酷的、狼狈的溃败。然而，正是这场失败，阴差阳错地推动了孙刘联盟，为随后赤壁之战的惊天逆转埋下了伏笔。历史的风云变幻，往往就在这样的绝境中悄然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