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国时期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更以其文学才华与发明创造留名青史。然而，若以刘备逝世为分界线，其军事生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前期辅佐刘备时，他屡献奇谋，战绩斐然；但自独掌蜀汉军政大权后，数次北伐却多以无功或失利告终。这背后的原因，远非简单的“时运不济”所能概括。
刘备在世时，诸葛亮更多扮演战略规划与内政管理的角色。待其亲自领军北伐时，所面临的已是全新的局面。曹魏政权日趋稳固，中原地区经济与军事实力远超偏安一隅的蜀汉。更为关键的是，诸葛亮失去了刘备这种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平衡内部矛盾的君主。他虽为丞相，却需以臣子身份事奉幼主，在调动全国资源时，往往受到制度与伦理的双重制约。
首次重大失利发生于建兴六年。诸葛亮兵分两路，亲率主力进攻祁山，同时派遣马谡镇守战略要地街亭。然而，马谡违背节度，舍水上山，被曹魏名将张郃抓住破绽，一举击溃。此战之败，核心在于关键岗位的用人失误。马谡虽善论军计，却缺乏实战经验与临机决断之能。
同年冬季，诸葛亮再度出兵，围攻陈仓。守将郝昭防御有方，蜀军猛攻二十余日未能破城，粮草耗尽后被迫撤退。此役凸显了北伐的最大软肋——漫长的补给线。蜀道艰险，粮草转运极为困难，一旦战事陷入僵持，后勤便成为致命短板。
至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再度兵围祁山。此次他发明“木牛流马”改善运输，并成功收割上邽麦田以充军粮。然而，负责后勤的李严因粮运不继，假传圣旨令诸葛亮退兵。待大军撤回，李严又佯装惊讶，试图推卸责任。此事不仅导致一次有望成功的北伐功败垂成，更深刻暴露了蜀汉朝廷内部的官僚掣肘与政治隐患。
诸葛亮晚年遇到的最强劲敌，当属司马懿。这位深谙韬略的曹魏统帅，准确洞悉了蜀军远征的劣势，采取坚壁清野、持久消耗的战略。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两军于五丈原对峙百余日。诸葛亮虽解决了部分后勤难题，却始终无法诱使魏军主力决战。最终，他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成为千古遗恨。
值得延伸的是，诸葛亮去世后，继承其志的姜维曾多次北伐，并取得诸如洮西大捷等战果。然而，蜀汉整体国力的衰退与后主刘禅的昏庸，已非个人才智所能扭转。当邓艾奇兵度阴平，兵临成都时，刘禅不战而降。远在剑阁浴血奋战的姜维得知消息后，悲愤交加，最终策动复国计谋失败，慨叹“天命不在季汉”。这声叹息，不仅是对时运的无奈，或许也包含了对蜀汉政权内部积弊的深刻反思。
纵观诸葛亮后期的军事历程，其失败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宏观层面看，蜀汉与曹魏的国力差距是根本性制约。从具体战役分析，用人失误、后勤瓶颈、内部掣肘、对手强悍等，皆在不同阶段成为关键阻力。诸葛亮虽竭尽“鞠躬尽瘁”之力，但军事胜利往往需要坚实国力、高效官僚体系、君主绝对信任以及一定运气作为支撑。在刘备死后，这些支撑条件大多已大打折扣。其悲剧性在于，他以超凡的个人努力，去对抗一个日益倾斜的历史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