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原名卫鞅，姬姓，是卫国的后裔。他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以领导“商鞅变法”闻名于世。卫鞅深深热爱法家的刑名之学，这为他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战国初期，卫国国力微弱，难以施展其才能，于是他前往魏国，担任相国公叔痤的门客。公叔痤非常赏识他，推荐他担任中庶子，负责教育管理诸侯卿大夫的庶子。每当有军国大事，公叔痤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后来，公叔痤将卫鞅推荐给魏国的君王，建议让其接替相位，但君王未能采纳。这并没有阻碍卫鞅的雄心，他听闻秦孝公正在招贤纳士，于是西行入秦。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荐，他多次向秦孝公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改革。由于政绩显著，商鞅后来升任大良造，成为秦国的核心人物。秦国强盛后，他抓住魏国在马陵战败的机会出兵攻伐，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并迁都大梁，商鞅因此功勋被封于商邑十五城。然而，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他被政敌诬陷，惠文王收回其相印，令其归封，最终悲剧收场。
商鞅精通多种治国方略，体现了他在谋略上的高深造诣。他觐见秦孝公时，先献上“帝道”和“王道”的策略，但孝公均不感兴趣；后来，他提出“霸道”方略，正中孝公心意，遂被重用。商鞅不仅掌握这些治国方案，还深知其实施方针。他明确指出，“伯者”与“帝王”治理之术完全不同，两者相互违背，伯者之道必然要牺牲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这种洞察力说明了他在施政前，心中已有一套成熟的战略方案和实施方针。他的政治行为从不盲目，而是服务于一个宏大的战略目标，是达成目标的工具。通过确定政治战略，他在施政过程中避免了不必要的弯路，迅速实现了强国的目标。
在战国时期，军事斗争被提升到首要政治地位。商鞅向孝公分析秦国的军事形势时指出，秦与魏必有一战，两国难以共存。自春秋以来，晋国长期称霸，阻塞着秦国的东向通道；进入战国，魏国强盛，对秦国形成严重威胁。商鞅的分析以地理状况为出发点，基于历史与现状，作出了精准判断。当时，魏国十万精兵刚被齐国孙膑击败于马陵，商鞅根据这一形势，及时制定了秦国用兵争霸的总体战略。他向孝公分析了魏国战后国力衰弱的特征，认为秦国称霸的时机已到。商鞅提供的军事战略包括用兵方向、目标、步骤和时机，这一思想指导并影响了秦国之后的军事行动。当秦国国力复苏后，商鞅果断将国都由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东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这不仅是政治中心的东移，更为东向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彰显了秦国志在天下的雄心。
商鞅在魏国时，常为相国公叔痤筹谋军国大事，每次谋划都准确无误。公叔痤临终前病榻荐举卫鞅，建议魏王对其不用即杀，但年轻卫鞅凭借对魏王态度和自我处境的精准分析，充分展示了他的才智。在秦国制定新法时，商鞅深知新政与民俗相差甚远。为建立民众的信任，他设下“立木求信”的计策：将一根木头立于城南门，布告百姓说谁能移到北门，赏十金。众人围观却不敢动，商鞅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最终，一人大胆出手，将木头扛至北门，商鞅如数兑现五十金。这一举措迅速传遍，让民众确信左庶长言出必行。第二天，他果断颁布新法，有效提高了民众对新法的信任度。这不仅显示了商鞅的聪明才智，也体现了他通过简单行动传播施政风格的智慧。
商鞅在军事上同样展现了过人的谋略。得知魏国新败于齐，他乘机率兵伐魏。魏国大夫公子印率军迎战于吴城，该城由魏将吴起修筑，坚固难攻。商鞅决定用智取。他因与公子印私交深厚，写信称：“我与公子交情如手足，不忍兴兵自相残杀”，并提议会面讲和。公子印本为求和而来，见信大喜，约定在玉泉山会面。商鞅假传军令让秦军前营撤退，暗中吩咐四散埋伏。会面时，商鞅率少量随从先到，公子印也辞退兵士赴会。商鞅安排勇士乌获和任鄙敬酒，趁机拘拿公子印一行。山后伏兵擒获逃散的魏人。随后，商鞅让乌获假扮公子印，任鄙扮作随从，利用俘获的魏人叫开吴城，伏兵入内。商鞅亲率大军里应外合，占领吴城。在计破吴城的过程中，商鞅利用公子印求和心理，以叙旧为由诱其赴会，并用撤兵麻痹对方，解除其武装。抓获公子印后，他又假扮人物智取城池，轻松夺取坚固堡垒。得手后，商鞅率兵长驱直入，直逼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迫使魏国割让河西之地求和。这次用兵充分体现了商鞅的军事才能和谋略智慧，堪称战国时期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