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吴的开国君主，孙权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十八岁继承父兄基业，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在乱世中与曹操、刘备鼎足而立，开创了江东霸业，被后世尊称为“吴大帝”。然而，这位曾经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猜忌多疑、手段残酷，甚至引发了动摇国本的宫廷内斗。这种剧烈的性情转变，一直是历史学者探讨的焦点。
孙权执政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后宫妃嫔众多，但步夫人（步练师）始终是他情感世界中最特殊的存在。步夫人不仅容貌出众，更以其不妒、宽容、善于调和人际关系的性格，赢得了孙权持久的敬爱与后宫上下的尊重。尽管孙权多次欲立其为后，皆因朝臣主张立太子养母徐氏而未能正式册封，但她在实际上长期行使着皇后的权威，是维系后宫稳定的“定海神针”。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步夫人的离世，对晚年的孙权造成了首次重大情感冲击。这位陪伴他数十载、能给予他情感慰藉与内心平静的伴侣离去后，后宫失去了最重要的平衡器。原有的和谐被打破，妃嫔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浮现，尤其是其长女全公主孙鲁班逐渐介入权力核心。后宫的失序，成为了孙权晚年政治环境恶化的前奏，也让他失去了一个能够舒缓其压力、给予理性建议的亲密之人。
如果说步夫人的去世动摇了孙权的内心世界，那么太子孙登的英年早逝，则直接击垮了他对未来的全部寄托。孙登作为孙权长子，自幼被当作继承人精心培养。他师从名士，结交俊杰，形成了仁孝宽厚、礼贤下士的品格，在朝野享有极高声望。无论是处理政务的才能，还是待人接物的德行，孙登都堪称完美的储君人选，是东吴政权平稳过渡的最大保障。
孙登的存在，犹如国家的“压舱石”，使得孙权即便在晚年，也能对朝局保持一定的信心。然而，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孙登病逝。这对时年六十一岁的孙权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叠加对王朝未来的深切忧虑，彻底改变了孙权的心境。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在接连失去至爱和理想的继承人后，其心理防线开始崩溃，变得脆弱、多疑且易怒。
正是在孙登去世的同一年，东吴政坛陷入了著名的“南鲁党争”。由于失去了最合适的继承人，其他皇子及其背后的支持集团开始了对储位的激烈争夺。主要是以三子孙和（后被立为太子）为代表的“太子党”，与四子孙霸为代表的“鲁王党”之间的斗争。这场党争迅速蔓延至整个朝廷，大量重臣被卷入其中。
此时的孙权，已不再是早年那个能够明辨是非、驾驭群臣的雄主。在丧妻丧子的持续悲痛中，在对接班人问题的极度焦虑下，他的判断力严重下降。他既担心朝臣结党威胁皇权，又对皇子们的举动充满猜忌。于是，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应对这场政治危机：先是废黜太子孙和，继而赐死鲁王孙霸，更在过程中逼死了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丞相、柱石之臣陆逊（公元245年）。晚年的孙权，用一系列血腥的清洗来试图掌控局面，却反而使东吴元气大伤，人才凋零，为日后国家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孙权晚年的变化，是一个关于权力、衰老与情感的复杂悲剧。它揭示了即便是一代雄主，在步入老年后，面对情感支柱的丧失、继承危机的压力以及绝对权力带来的孤独感时，人性也可能发生扭曲。后宫的失序与继承人的早逝，共同构成了引爆其性格中阴暗面的导火索。失去了步夫人的温情抚慰与孙登带来的未来希望，孙权被包围在猜疑与恐惧之中，最终以暴虐的方式来宣泄痛苦与巩固权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政治损失。这段历史提醒后人，制度的建设、权力的制衡与接班人的培养，对于任何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而言，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开创者的个人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