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舞台上，孟达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先背弃刘璋投靠刘备，后又叛离蜀汉归附曹魏，其反复无常的行径常被后人比作吕布。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贰臣”，却在归降曹魏后，获得了魏文帝曹丕的极高礼遇与重用，不仅被封侯拜将，更被委以镇守战略要地的大任。这不禁让人疑惑：曹丕究竟看中了孟达哪一点？
孟达，字子度，扶风郿县人，是东汉末年活跃于西南的一位将领。他最初效力于益州牧刘璋，在刘备入川时转投其麾下。然而，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孟达与刘封未能及时救援，导致关羽兵败身死。此事之后，孟达因惧怕刘备追责，加之与刘封不和，遂于公元220年率领部众四千余家北投曹魏。此时，恰逢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孟达的命运由此迎来了转折。
孟达归降时，曹丕对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不仅盛赞孟达有“卿相之器”，更直接授予其散骑常侍、建武将军的官职，并赐爵平阳亭侯。要知道，亭侯虽非最高爵位，但对于一位寸功未立的新降之将而言，这已是莫大的殊荣。相比之下，名将关羽也是在阵斩颜良、立下大功后，才被曹操表封为汉寿亭侯。
更为关键的是，曹丕将原属蜀汉的房陵、上庸、西城三地合并为新城郡，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这一任命极具深意，它使得孟达实际掌控的区域远超普通郡守，其权柄已接近州刺史的级别。曹丕此举，无疑是将曹魏西南边境的一大片战略要地，交予了一位降将来镇守。
曹丕对孟达的厚待，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当时政治与军事格局的深思熟虑。
首先，是人才招揽的现实需要。汉末三国时期，群雄并起，士人择主而事、武将易主而投的现象十分普遍。贾诩历事数主，终成曹魏重臣；许靖辗转多方，亦在蜀汉位至司徒。因此，孟达的“反复”在当时的道德语境下，并非不可饶恕的污点。曹丕接纳并重用他，恰恰展现了新兴曹魏政权海纳百川的气度，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来投。
其次，孟达归附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嫁妆”。他并非只身来投，而是带来了四千余家部曲。在军事贵族色彩浓厚的时代，部曲是将领的私属武装，是其价值与地位的体现。孟达带来的这支有生力量，直接增强了曹魏的军事实力。厚待孟达，也是稳定这支队伍、使其效忠的必要手段。
再者，是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孟达曾参与攻取并管理过东三郡（房陵、上庸、西城），对这一连接汉中与荆襄的战略枢纽地带了如指掌。此地处于魏、蜀、吴三国交界，谁掌控这里，谁就握有了战略主动权。曹丕重用孟达，正是希望借助其经验和影响力，稳固乃至扩大曹魏在此地的控制，从而北胁汉中，南窥荆州。
最后，树立“千金买骨”的示范效应。曹丕即位之初，志在一统天下。厚待孟达这位来自敌国的重要降将，无疑是向蜀汉、东吴的文武官员发出一个强烈信号：投奔曹魏，必将得到优厚待遇与广阔前程。这是一种高明的攻心之术，旨在从内部瓦解对手。
然而，孟达在曹魏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曹丕个人的赏识与庇护。公元226年，曹丕英年早逝，孟达最大的靠山就此崩塌。即位的魏明帝曹叡对他并不信任，朝中亦多有猜忌之声。孟达逐渐感到不安与孤立。
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暗中联络孟达，策动其叛魏归蜀。孟达在犹豫中应允，但起事计划不幸泄露。当时驻军宛城的司马懿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途奔袭新城，在孟达尚未充分准备时将其擒杀。这位一生周旋于各方势力间的将领，最终因其反复无常的品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故事，也成为了三国乱世中一个关于投机、利用与背叛的深刻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