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3年，曹魏政权面临立国以来罕见的军事压力。东吴太傅诸葛恪挟合肥大胜之威，集结二十万大军北犯淮南；与此同时，蜀汉卫将军姜维亦率数万精锐出祁山，兵锋直指陇西。两路敌军几乎同时发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魏国朝野震动，大将军司马师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嘉平五年三月，诸葛恪在朝中反对声浪中强行调集各州郡兵力。这位刚刚在东部战场取得胜利的东权臣，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吴国连年征战的疲敝现状，执意发动大规模北伐。他任命滕胤留守建业，自己亲率主力扑向淮南，采取驱民掠地的残酷战术，导致边境百姓流离失所。在谋士建议下，诸葛恪最终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策略，将全部精锐投入新城围攻战，企图引诱魏军主力前来决战。
西线战场上，蜀汉大将姜维终于等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费祎在世时，始终以“保国治民”为由限制其北伐规模，每次出兵不过万人。费祎曾直言：“诸葛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这种保守战略与姜维“连结羌胡，以图陇右”的进取方针形成鲜明冲突。费祎去世后，姜维立即调动数万兵马，经石营直扑狄道，试图利用魏军注意力集中在东线之机，在陇西地区打开局面。
当东西两线告急文书同时送达洛阳时，大将军府内气氛凝重。司马师发现前线将领“意皆沮丧”，遂召谋士虞松问计。这位洞察战局的谋士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提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
虞松接着分析道：“诸葛恪尽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他指出东吴大军表面强势，实则陷入攻城困境，时间一久必然士气低落。至于西线，他认为“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建议采取“避实击虚”策略。
司马师采纳虞松建议，作出了精妙的兵力部署：令毋丘俭在淮南采取守势，放任吴军围攻新城；同时密令郭淮、陈泰率关中精锐急赴狄道。这一“东守西攻”的决策完全出乎两国预料。
西线战场，陈泰援军尚未抵达洛门，姜维部队已因粮草不继自动退兵。东线则上演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新城守将张特以三千残兵对抗二十万吴军，坚守百余日。他巧用魏国律法中的“百日之约”条款诈降，赢得喘息之机，连夜修补城墙，次日即宣告“我但有斗死耳！”诸葛恪被彻底激怒，却不知吴军已因暑疫减员过半。
诸葛恪在军事上的刚愎自用最终导致全线溃败。他禁止部下报告疫情，处罚提出异议的将领，甚至对投魏的蔡林早有预警置之不理。当魏军援兵真正出现时，吴军已成强弩之末，撤退途中“伤病流曳，顿仆坑谷，俘获数万”，哀嚎之声不绝于途。而诸葛恪竟在江渚滞留月余，回朝后还将怒气发泄在传诏官员身上，彻底失去人心。
这场东西并进的联合攻势，因曹魏采取正确的战略应对而全面失败。虞松的策论不仅帮助司马师化解了双重危机，更揭示了战争中“势”与“实”的辩证关系——表面强势的东吴主力其实脆弱不堪，看似次要的西线却需要果断出击。这场战役也成为三国后期战略格局的重要转折点，诸葛恪回国不久即遭诛杀，东吴进入新一轮权力更迭；而姜维的北伐事业虽受挫，却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积累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