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璀璨星河中，李元纮或许并非最为耀眼的那一颗，但其人其事，却如一枚温润而坚硬的玉石，以其清俭自守、刚正不阿的品格，在史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一生，是唐代士大夫风骨与政治生态的一个生动侧影。
李元纮，本姓丙，字大纲，其家族历经变迁，最终成为唐朝宗室应国公李粲的后裔。他的父亲李道广官至殿中监，这为他通过“门荫”制度步入仕途提供了条件。然而，李元纮并未依赖家世而懈怠，他以“谨慎笃厚”的作风闻名，初入官场便担任泾州司兵参军，从此踏上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为官之路。历任雍州司户参军、好畤县令、润州司马、万年县令等职，所到之处，皆以务实能干著称，最终官至京兆尹、户部侍郎，并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拜相，受封清水县男。
李元纮最为后世传颂的，莫过于“南山铁案”这一典故。此事发生在唐中宗时期，当时权势熏天的太平公主，看中了一座佛寺的水力碾硙（用于谷物加工的工具），倚仗权势强行霸占。寺僧告到雍州府衙，时任雍州司户的李元纮负责审理此案。经过调查，他顶住巨大压力，毅然将碾硙判归佛寺。
他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贞畏惧太平公主的威势，急忙命令李元纮改判。面对上级的胁迫，李元纮毫无惧色，在判决书后写下：“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意思是，终南山或许还能移动，但这个判决绝对不可更改。此言一出，震动朝野，“南山铁案”或“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便成为形容判决公正无私、不可动摇的成语，流传千古。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李元纮的铮铮铁骨，也反映了唐代司法在面对顶级权贵时所面临的考验与可能坚守的正义。
登上宰相之位后，李元纮将其一贯的清廉俭朴作风带入中枢。史载他“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仆马弊劣，未曾改饰”，身为国相，住宅简陋，车马破旧，所得封赏都分散给亲族。他致力于抑制官场上的投机钻营之风，令那些热衷跑官要官的人颇为忌惮。他与同时期的宰相杜暹皆以节俭著称，被司马光评价为“尚俭”。
然而，正是由于政见与性格的差异，李元纮与杜暹在共事期间产生了矛盾，难以协调合作。这最终导致他在任相三年后，被外放为曹州刺史、蒲州刺史。不久，他便因病请辞，致仕还乡。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李元纮病逝，获赠太子少傅，谥号“文忠”，这一美谥是对他忠诚、勤勉、有文采一生的高度概括。
对于李元纮的历史评价，历代史家与名臣多有论述，角度多元而褒扬为主。与他同时代的名相宋璟曾赞叹：“贵为国相，家无储积。虽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将其与春秋时期以俭朴著称的鲁国大夫季文子相提并论。
后世史学家刘昫在《旧唐书》中对他有集中点评，称其“性清俭”，抑制官场奔竞之风，并将其与魏知古、卢怀慎、杜暹等人并列，认为他们“悉蕴器能，咸居宰辅”，或荐贤，或节俭，或立功，“有足嘉尚者也”，特别指出卢怀慎、李元纮、杜暹三人“以清白垂美简书”。
北宋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中，对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众宰相特点进行了精辟总结，认为姚崇“尚通”，宋璟“尚法”，而李元纮与杜暹则“尚俭”，各有所长。这种概括凸显了李元纮在开元政治光谱中鲜明的个人标签。
此外，唐文宗时期的官员李湛也曾追述，玄宗在“东封”（泰山封禅）之后，任用李元纮、张九龄等人来“承法度”，稳定国家制度，可见其在当时被视为守成型、重法制的重要人物。
除了政治家的身份，李元纮在文学上亦有建树，只是其政声过于显赫，文名稍被掩盖。《全唐文》收录了他的两篇奏疏，即《请令张说吴兢就史馆修史奏》和《废职田议》，关乎史书编修和国家田制，体现了其治国思想。《全唐诗》则存其诗作三首：《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绿墀怨》、《相思怨》。其中奉和应制之诗庄重典雅，而《相思怨》等诗则流露出婉约的情思，展现了这位刚直宰相内心细腻的另一面，为后人理解其完整人格提供了宝贵文本。
纵观李元纮的一生，他由“南山铁案”立下刚直之名，以清俭为相树立官德典范，虽因政争而去位，但其清白自守的品格、不畏权贵的勇气，以及务实尚俭的为政理念，使其成为开元盛世中一道独特而坚实的风景。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德行的颂歌，也为后世思考为官之道、法律尊严与个人操守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