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时，洪秀全已在南京建立政权。这位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早期活动与核心成员多出自客家群体。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一起看似微小的土客冲突直接相关——道光三十年，广西贵县客家富户温亚玉因纳妾纠纷，引发与土著汉人的大规模械斗。战败的客家人无家可归，约三千人转而加入拜上帝会，成为金田起义的重要力量。这场运动本质上是民间械斗的升级与扩大，其背后是客家人长期迁徙中形成的强凝聚力与自卫传统，在与土著资源的争夺中极易演变为暴力冲突。
咸丰皇帝曾询问福建布政使张集馨关于民间械斗的情形。张集馨描述，械斗如同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大族欺凌小姓，小姓则联合反抗。双方队伍整齐，以红旗、白旗区分，使用枪炮刀矛，闻鼓而进，鸣金而退，甚至出现父子分属不同阵营互相厮杀的局面。械斗后，双方会计较伤亡，以“命价”赔偿了事，官府往往难以干预。这种传统在闽粤地区尤为突出，外地官员因语言障碍难以管理，地方大族甚至自行修筑土城、购置枪炮，形成独立武装。潮勇、东莞勇、客勇等地方武装因此闻名，成为官府倚重的力量。
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发动洪兵起义，目标直指广州及周边地区。清廷正规军不堪重用，官府转而招募客勇镇压。这一策略背后，是官府对土客矛盾的利用——洪兵参与者多为广府土著，而客家人与土著素有嫌隙。客勇在镇压过程中逐渐偏离轨道，开始借机报复广府人。以武举人马从龙为代表的客绅，甚至获得官方许可，以清剿为名肆意屠杀土著、占据田产。这场以“剿匪”为名的行动，迅速演变为土客之间的仇杀，并蔓延至多个州县。
土客矛盾的根本在于资源竞争与制度不公。明末以来的人口增长使广东人均耕地从27亩降至不足2亩，客家人从东部西迁至广州、肇庆等地，与早已占据优质资源的广府人产生激烈竞争。广府人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客家人，甚至在文化上加以歧视，称其为“匪”“贼”，或给“客”字加上反犬旁。清代律例规定，客民须在移居地居住20年以上且拥有田产、坟墓才能落籍，而落籍又直接关系到科举学额的分配。客家人为获得合法身份，不得不竭力购置田产、争夺坟地，而土著则极力阻挠客籍生员参加科举，双方矛盾在制度性压迫下不断激化。
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六年，土客大械斗持续了整整13年。双方以红旗（广府）与白旗（客家）区分阵营，进行着惨烈的“铲村”战争——摧毁村庄、掠夺财物、焚烧屋舍。械斗波及珠江西岸至少17个县，伤亡估计达五六十万，甚至有地方文献记载“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在赤溪地区，尽管双方曾献血盟誓，但仅一个月后战端再启，客家人在三面环海的绝境中抵抗了11年。河洲村一战，客家领导者钟毓灵被俘后遭肢解，土民竟“争啖其肉”；而客家人在迁徙途中遭伏击，一次便有四千余人遇害。为躲避追杀，客家人甚至用棉花塞住孩童嘴巴，或用鸦片烟膏涂抹其口，导致不少幼童闷死。
在械斗中，客家人不仅遭杀戮，年轻男子还被掳卖至澳门，转售到秘鲁、古巴做苦力，人数约两三万。广府人则利用政治优势不断上控，要求朝廷镇压“客匪”。直到太平天国平定后，官府才开始认真处理这场冲突。广东巡抚蒋益澧初期主张剿办，但在目睹客家人并非贼寇而是为生存而战后，转向调解。同治六年，他推动土客议和，允许双方互相入境扫墓、保护祖坟，并将客家人聚集的赤溪设为厅级行政区。持续13年的战争虽告终结，但伤痕已深深刻入集体记忆。正如郭嵩焘所言：“劫运生于人心”，唯有以文明方式解决争端，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