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重要王朝，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该时期文化繁荣、政治动荡，涌现出无数名臣贤士。今天，我们来聊聊北宋不可忽视的人物——卢侗。他通经术，尤其精通《易经》，自成一家之学，吸引众多学生追随。曾五度参加乡荐，于皇祐五年考中特奏名进士，授本州长史。后因余靖、蔡襄、王举元等人共同推荐，调任惠州归善主簿，又辅佐余靖在广州帅府。治平初年，蔡抗再次以经学造诣推荐他，卢侗获授国子监直讲，转任卫尉寺丞。然而，他因反对新法，自请出京任柳州知府，后转循州。不久回京任秘书省事兼右正言，但与吕惠卿政见不合，最终以太子中舍致仕。其事迹收录于《嘉靖潮州府志》。
卢侗能够获得余靖、蔡襄、蔡抗等重量级人物的“交章推荐”，绝非泛泛之辈。蔡襄评价他：“行实朴茂，学术优深，久在岭南，众所称服。”（《端明集》）然而，卢侗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朝中不仅难以施展才华，反而受到新党压制。他与执政者格格不入，干脆提前退休。熙宁九年，五十五岁那年，他以太子中书舍人致仕，返回潮州终老家乡。有趣的是，日后元祐更化时期，旧党重掌朝政，孙觉等人弹劾新党权奸，但卢侗因较早退职，得以免于列入“元祐党人碑”。世事难料，这份激流勇退的智慧让他远离了政治漩涡。
《孙公谈圃》记录了卢侗与孙觉的交往，虽篇幅简短，却透露不少信息：“卢侗，潮州人。蔡挺荐为国子直讲，为人朴质，不修人事。至京杜门，以故皆疏之。唯孙莘老与之善。莘老见侗看《易》，诘其义，皆非今世所学，得京房历数之说。莘老出京，侗夜半饯之，言莘老祸福，后无不中者。”这段记载表明，卢侗为人质朴，不擅交际，进京后闭门不出，因此不被权贵看好，唯独孙觉（字莘老）与他交好。两人投缘的原因有三：第一，孙觉和卢侗都反对新法，政治观点高度一致；第二，他们都精通《易经》，学术上有共同兴趣；第三，两人性格朴质，相互赏识。因而，他们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关于《谈圃》称卢侗为“昭州人”，经考察《道光广东通志》和《嘉靖潮州府志》，以其经历和仕途升转来看，应属“潮州人”之误。大胆推测，作者孙升与孙觉同乡同时，卢侗的故事当来源于孙觉口述，后由刘延世整理时发生“潮、昭”谐音错误。所谓“莘老出京”，指的是孙觉因反对变法被贬出京城，任职广德军。在政治逆境中，只有卢侗敢深夜为孙觉送行，并预言其未来祸福，后来竟无不灵验。这足以说明卢侗在易学上造诣深厚，与孙觉一样，走的是西汉今文易学“京氏学”创始人京房的路径，以通变说易，从自然灾异推测时政得失。
是年十一月，卢侗被罢免国子监直讲（据《旧闻征误》），调任闲曹文臣寄禄官——卫尉寺丞。苏颂撰写的制词对卢侗高度评价：“尔以艺名家，礼闱奏技。勾稽南服，外台称其廉平；讲训上庠，诸生服其行谊。姑用年勤之久，叙升卿属之华。尚倚师儒，使留黉序。其益思于循诱，冀有助于化成。”（《苏魏公文集》）这篇制词强调卢侗以才艺闻名，在地方为官清廉公正，在国子监讲学时学生敬佩其品行。虽遭遇政治波折，苏颂仍看重他的师道风范，希望他继续教书育人，为朝廷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卢侗的学术成就不仅在易学上独树一帜，他还注重教育实践。在潮州家乡，卢侗致仕后继续讲学，吸引当地士子追随，推动了岭南文化的繁荣。这种将学问与育人相结合的精神，使他在北宋的文官系统中独树一帜。
卢侗的传奇人生反映了北宋政治斗争与学术追求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因对新法持异议，宁可放弃高官厚禄，也不愿屈服于政治压力。这种坚守原则的品格，在浮躁的官场中尤为可贵。同时，他的易学成就和教学实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卢侗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智者不仅能在逆境中保持淡定，还能通过学问和品德影响后人。从这个角度看，卢侗虽然政治上未能大展宏图，但其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却超越了个人的仕途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