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后期，军事行动并未因诸葛亮的离世而完全停滞。继任者姜维在执掌兵权后，持续对曹魏发动了多达十一次的北伐战役，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诸葛亮时期的五次。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跨越了从蒋琬、费祎主政到姜维独掌军权的不同阶段，其频率与规模的变化，深刻反映了蜀汉内部权力结构、战略思想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演变。
在蒋琬与费祎主持国政期间，姜维的军事行动受到显著制约。尽管姜维凭借其陇西背景，熟知当地民情与地理，并提出“联结羌胡，以图陇右”的战略构想，但蒋琬与费祎出于国力与稳健政策的考虑，并未给予其大规模兵力支持。史载姜维每次请兵，“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这一时期姜维的四次北伐，多属试探与袭扰，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蒋琬甚至曾筹划沿水路东进，试图开辟新的战线，可见当时蜀汉高层对北伐路径存在不同思考。
姜维坚持北伐，并非单纯出于军事冒险。首先，这承载着继承诸葛亮遗志的使命。自归顺蜀汉以来，姜维深受诸葛亮赏识与栽培，被视作军事上的接班人。诸葛亮曾赞誉其“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并委以训练精锐部队的重任。这份知遇之恩，使得姜维将北伐视为延续武侯政治与军事路线的责任。其次，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持续北伐在政治上具有彰显政权合法性、维系“兴复汉室”旗帜的作用。即便实力有限，主动出击的姿态也能对内凝聚人心，对外保持战略压力。
姜维在蜀汉政权中始终处于独特的“羁旅”地位。他出身曹魏天水，并非荆州、东州或益州任何本土集团成员。尽管官至大将军，却难以像诸葛亮、蒋琬、费祎那样全面执掌朝政。在益州本土势力逐渐厌战、反战情绪滋长的背景下，北伐成为姜维巩固个人威望、争取政治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然而，连年用兵未能取得显著战果，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以谯周为代表的本土士人公开反对北伐，宦官黄皓更是与将领阎宇勾结，意图夺取姜维兵权。最终，姜维为避祸而屯兵沓中，蜀汉的军政裂痕已难以弥合。
姜维北伐虽有过洮西之战等胜利，但也遭遇了段谷之战的惨败。客观来看，蜀汉后期国力已衰，人口、资源远不及曹魏，长期攻坚的消耗战难以为继。姜维的战术虽偶有闪光，但战略上无法改变三国实力对比。后世对此评价两极：一方认为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体现了孤忠与坚持；另一方则批评其穷兵黩武，加速了蜀汉的衰亡。从更宏观视角看，姜维的北伐是蜀汉在困局中寻求战略主动的尝试，其背后交织着理想、忠诚、政治生存与残酷现实的多重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