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冬，赤壁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曹操一统江山的雄心，也正式拉开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序幕。这场战役不仅是《三国演义》中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更是整个三国时代决定性的战略转折点。战后，刘备得以迅速崛起，而曹操与孙权则隔江对峙，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拉锯战。其中，曹操在赤壁败北后，曾三次亲率大军南下，意图突破长江防线，却屡屡受挫于浩渺江水与东吴的顽强抵抗，最终只能望江兴叹，徒劳而返。
赤壁的硝烟散去后，曹操退回北方，首要之务是休养生息，巩固内政。随后，他将战略重心转向关中地区，历经两年征战，基本平定了西凉诸军阀。与此同时，曹操在朝中的地位也日益尊崇，权倾朝野。待后方稍稳，他便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江东。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集结大军，号称四十万之众，亲自挥师南下，直指孙权。孙权亲率七万精锐迎战。次年正月，曹军推进至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濡须口，并攻破了孙权设在江北的前沿营寨，俘获守将公孙阳。孙权迅速增兵至濡须口，依托水军与坚固防线，与曹操形成对峙。
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曹军虽在陆上占据优势，但其水军在与东吴水师的交锋中屡屡受挫。加之春季江水暴涨，气候不利，曹操深知速胜无望。据史载，曹操在视察军情时，见东吴战船阵列森严，军容整肃，不禁由衷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最终，孙权以“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的短信劝退曹操，曹操亦识时务地撤军北还。此战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战果，但进一步巩固了隔江而治的格局。
首次南征虽未取得大胜，但曹操的政治地位却更进一步，于建安十八年获封魏公。然而东吴方面并未停歇，建安十九年，孙权命吕蒙、甘宁突袭皖城，大获全胜，俘获庐江太守朱光，将势力范围稳固扩展至江淮南部。
作为回应，曹操于同年七月再度举兵南征。关于此次战役的具体过程，史料记载颇为简略，却留下了一段重要的内部讨论。谋士傅幹曾力谏曹操，认为天下大势已定，吴有长江天险，蜀有崇山峻岭，不宜再轻易兴兵。他主张应转而休养生息，推行文教，稳固内政，待国力强盛，吴蜀自然臣服。然而，求胜心切的曹操并未采纳这一颇具远见的战略建议。果不其然，此次南征再度因无法突破长江防线而无功而返，印证了傅幹的判断。
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操第三次进驻居巢，兵锋再指濡须坞。同时，他试图从内部扰乱东吴，策动丹阳地区的山越部族起事。孙权方面，一面派陆逊等人迅速平定内乱，一面在濡须口前线严阵以待。
此次对峙期间，东吴内部的战略方向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转变。孙权与大将吕蒙开始密议，将战略目标从单纯的防御曹操，转向伺机夺取荆州。为此，孙权甚至派遣都尉徐详秘密北赴曹营，向曹操示好请降，双方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并重申姻亲关系。曹操此次南征，在军事上或许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果，但最大的影响并非疆土得失，而是动摇了脆弱的孙刘联盟，为日后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对曹操而言，他所得到的，更多是孙权名义上臣服的虚名。
纵观曹操三次南征，每次皆动用了庞大兵力，声势浩大，但最终都未能撼动孙权在江东的根基。这深刻反映了赤壁之战后已稳固形成的天下三分之势。正如傅幹与后来曹魏谋士贾诩所共识的：东吴倚仗长江天险，水军强盛；蜀汉依托崇山峻岭，易守难攻。在双方国力与军力未产生绝对差距前，任何急于求成的统一战争都难免陷入消耗战的泥潭。曹操的屡次兴兵，虽有其维护权威、保持战略压力的考量，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未能改变南北对峙的基本盘，反显露出在战略选择上的某种局限与无奈。长江，成了那位一代枭雄终其一生也未能真正跨越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