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舞台上，益州与汉中的关系，曾因两位关键人物——刘璋与张鲁的恩怨而风云变幻。这段始于猜忌、终于兵戈的复杂关系，不仅深刻影响了巴蜀之地的权力格局，更在无形中为刘备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成为三国鼎立形成过程中的一段关键伏笔。
刘璋能够执掌益州，实属一场命运的意外安排。其父刘焉膝下原有四子，长子刘范、次子刘诞皆死于长安李傕之乱，三子刘瑁又英年早逝。当刘焉病故后，原本并非继承首选的幼子刘璋，在家族凋零的背景下，被迫接过了益州牧的重担。史载刘璋性格“性宽柔，无威略”，这种温厚乃至略显懦弱的特质，在乱世中既是他获得部分本土士族支持的原因，也为他日后统治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与此同时，盘踞汉中的张鲁，凭借其创立的五斗米道（天师道），在乱世中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特政权。张鲁治理汉中“不设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实行义舍、宽刑等政策，使汉中在连年战乱中成为相对安宁的“世外桃源”，吸引了大量流民，实力日渐雄厚。最初，张鲁因刘焉的扶持而在汉中立足，双方曾有合作关系。但当刘璋继位后，张鲁凭借其日益稳固的根基与军事实力，渐生轻视之心，不再听从益州号令，双方关系急转直下。
面对张鲁的桀骜不驯，刘璋深感权威受辱。在愤怒与猜忌的驱使下，他做出了一个极为残酷的决定：诛杀张鲁留在益州的母亲与弟弟。这一血腥举动，彻底斩断了双方任何和解的可能，血仇就此结下。张鲁闻讯后悲愤交加，自此与刘璋势不两立。刘璋随后多次发兵征讨汉中，却均被张鲁击败。屡战屡败不仅损耗了益州的军力财力，更暴露了刘璋集团军事上的软弱，使得张鲁在汉中的地位愈发稳固，成为一方不容小觑的割据势力。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北方曹操扬言将进军汉中讨伐张鲁。消息传来，刘璋惊恐万分，他既担心曹操假道伐虢，更惧怕曹操与张鲁任何一方获胜后都会威胁益州。在此焦虑中，别驾张松献策，建议迎请同为宗室的刘备入川，借其兵力以御外敌。尽管部下黄权、王累等人极力劝阻，指出此举无异于“迎虎自卫”，但刘璋最终仍采纳了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孟达率军迎接刘备。涪城相会时，刘璋与刘备“欢饮百余日”，推心置腹，却不知这场会面正是他失去基业的开端。
刘备入川后，其真实意图逐渐显露。在张松、法正等人的策应下，刘备集团开始谋划夺取益州。后因张松密信事发，其兄张肃告发，刘璋怒杀张松，并与刘备正式决裂。战事由此爆发，刘备军师庞统在雒城之战中阵亡，战事陷入胶着。刘备急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率军从荆州入川支援。而此刻，汉中方向的动态再次影响了战局：投奔张鲁的马超因受猜忌，转而秘密联络并归降刘备。马超率兵直逼成都城下，其骁勇威名令成都军民震恐。在内无强将、外有强敌的绝境下，刘璋心灰意冷，叹息“我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最终开城投降，后被迁往荆州公安安置。
刘璋与张鲁的恩怨，以双方均失去原有基业而告终。刘璋失益州于刘备，张鲁则在曹操西征时，做出了“宁为曹公奴，不为刘备座上客”的抉择，举汉中之地归附曹操，其家族亦得厚待。然而，汉中的归属并未就此尘埃落定。数年后，刘备与曹操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汉中争夺战。定军山一役，老将黄忠阵斩曹军主帅夏侯渊，刘备最终夺取汉中，并在此进位“汉中王”，奠定了蜀汉政权的鼎盛基业。颇具历史戏剧性的是，刘备入主蜀地后，娶了刘璋的寡嫂吴氏（刘瑁之妻），并立其为皇后，这桩婚姻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刘氏在益州的统治延续了一丝微妙的象征性联系。
纵观这段历史，刘璋与张鲁的私怨，如同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它削弱了益州本土势力，为外部力量介入创造了条件；它改变了汉中的地缘政治，最终引来了曹、刘两大集团的终极对决。两人的冲突，远远超出了个人仇怨的范畴，成为汉末权力重组的关键一环，深刻影响了此后魏、蜀、汉（中）三地长达数十年的命运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