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晚年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所谓“传位多尔衮”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当时多尔衮年仅十五岁，虽为嫡子却未受特殊优待。1624年后金新年庆典的记录显示，多尔衮甚至未获资格亲自向努尔哈赤贺岁，其政治地位远不及同母弟多铎。多铎十三岁即任正白旗旗主，掌握三十五个牛录兵力，而多尔衮仅分得十五个牛录。这些事实表明，即便在阿巴亥所生三子中，努尔哈赤的偏爱也更倾向多铎。
后金政权实行八旗共治制度，四大贝勒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代善作为长子曾最接近汗位，却因与阿巴亥的暧昧传闻及虐待子嗣事件失去继承资格。莽古尔泰虽战功显赫，但弑母行为触犯伦理底线，遭贵族集团集体抵制。阿敏因属旁支血脉缺乏继位合法性。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年龄最轻，却凭借卓越战功、政治手腕及相对清白的个人形象，成为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折中人选。
女真部落长期保留收继婚习俗，这为代善与阿巴亥的关系提供了文化背景。努尔哈赤曾表示要将家眷托付给代善，客观上助长了这种关联。皇太极巧妙利用部落传统与新兴集权观念的冲突，通过庶妃德因泽揭发此事，既打击了代善的政治声望，也削弱了阿巴亥诸子的继承优势。这种操作显示出皇太极对后金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
1626年努尔哈赤驾崩时，后金正面临宁远之战后的战略困境。蒙古林丹汗虎视眈眈，明朝虽衰败仍具反击能力。选择成年统治者成为军事贵族的共识。皇太极掌正白旗期间多次指挥重大战役，其军事才能获得八旗将领普遍认可。相比之下，多尔衮兄弟虽握有两白旗兵力，但缺乏实战经验与统帅威望，在动荡时局中难以服众。
阿巴亥被迫殉葬是后金权力过渡的关键节点。四大贝勒联合逼宫既消除了幼主继位的可能性，也彻底斩断代善与两白旗的政治纽带。值得注意的是，举报阿巴亥的庶妃德因泽随后也被要求殉葬，这被史学家视为清除政治隐患的连锁行动。通过这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洗牌，皇太极在继位前就扫清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
后金汗位继承遵循部落民主传统，需经八旗旗主共同推举。皇太极在议政会议上获得代善父子关键支持——岳托、萨哈璘说服代善放弃竞争，转而拥立皇太极。这种选举机制虽保留部落民主形式，实则充满利益交换。作为回报，皇太极继位后保留三大贝勒共治国政的格局，直至数年后才逐步实现集权。
“皇太极”称谓的演变颇具政治智慧。原本蒙古语“黄台吉”只是普通贵族称号，经汉臣阐释为“皇太子”谐音后，赋予其天命所归的象征意义。这种文化重构既迎合蒙古盟友的心理认同，又为后来称帝建立清朝奠定舆论基础。从权力博弈到文化塑造，皇太极的每一步都展现出现代研究者所称的“制度创新与传统维护的平衡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