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年间，随着朱瞻基太子身份的确立，胡善祥被册封为皇太子妃，开启了她的宫廷生涯。宣德三年二月，明宣宗朱瞻基颁布了一道震动朝野的诏书，正式废黜了皇后胡善祥，同时册封备受宠爱的皇贵妃孙氏为新的皇后。被废后的胡善祥退居长安宫，获得了“静慈仙师”的赐号，从此在郁郁寡欢中度过漫长的岁月。
胡善祥的被废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朝中大臣议论纷纷，民间也对此事多有议论，许多人对这位贤德皇后的遭遇深感同情。就连当时的张太后（仁宗张皇后）也认为宣宗的处理过于草率，对胡善祥始终保持着怜爱之情。她经常邀请胡善祥入宫闲话家常，每逢宫中举办盛宴或重要庆典，更是特意安排胡善祥的座次居于孙皇后之上，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有趣的是，即便是主导这场废后风波的明宣宗本人，在多年后提及此事时也流露出明显的悔意。他曾对身边的大臣感叹：“此朕少年事。”这句简短的话语中，不仅包含着对年轻时冲动决策的自嘲，更透露出对当年处理方式过于轻率的深深懊恼。
要理解胡善祥的命运，需要从明宣宗朱瞻基的特殊地位说起。作为明成祖朱棣的嫡孙、明仁宗朱高炽的嫡长子，朱瞻基的出生被赋予了传奇色彩。据记载，他降生之时，朱棣曾梦见太祖朱元璋授予大圭，并嘱咐“传之子孙，永世其昌”。这个梦境让朱棣对这位孙儿格外看重，几乎认定他就是大明江山未来的理想继承人。
在立储问题上，朱棣曾因长子朱高炽性格温和、身体羸弱而犹豫不决。当他向内阁大学士解缙征询意见时，解缙巧妙地回答：“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见朱棣未作表态，又补充了至关重要的三个字：“好圣孙！”正是这“好圣孙”的评价，促使朱棣最终下定决心，先后立朱高炽为皇太子、朱瞻基为皇太孙。可以说，朱瞻基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两代帝王的继承格局。
1418年，胡善祥被选为皇太孙妃。她性格温和，知书达理，具备传统观念中贤良淑德的所有品质。婚后的最初时光里，她曾一度深受朱瞻基的宠爱，也深得张太后的欢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件心事逐渐成为她宫廷生活中的隐忧。
其一，胡善祥时常劝诫朱瞻基减少玩乐，多专注于学业与政务，为将来继承大统做好准备。但年轻的朱瞻基对此并不领情，反而觉得她过于唠叨。其二，更为关键的是，胡善祥始终未能生育子嗣。在“母以子贵”的宫廷环境中，无法为皇位继承人诞下皇子，无疑是她地位的最大隐患。
与此同时，孙贵妃的处境则截然不同。她不仅容貌出众，自幼便有“美色”之称，而且性格活泼开朗，善于迎合朱瞻基的喜好，从不会像胡善祥那样劝诫皇帝少斗蛐蛐等娱乐活动。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使得孙贵妃在朱瞻基心中的分量日益加重。
朱瞻基即位后，胡善祥虽然被正式立为皇后，但孙氏随即被册封为皇贵妃——这一称号本身在明朝礼制中并无先例。更不寻常的是，朱瞻基还特别赐予孙贵妃金宝。按照明朝典制，只有皇后才有资格获得金宝，贵妃则无此殊荣。这一破例之举，清晰地表明了皇帝的情感倾向，也预示着后宫权力格局的潜在变化。
宣德二年十一月，孙贵妃诞下一名皇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对于年届三十仍无子嗣的朱瞻基而言，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意味着大明王朝的传承终于有了着落。然而对胡皇后来说，这几乎是为她的后位生涯敲响了丧钟。
皇子诞生后不久，朝中大臣便纷纷上奏，依据“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制原则，请求尽快册立孙贵妃之子为太子。朱瞻基内心欣喜，但也意识到这一举动将进一步挤压胡皇后的生存空间。经过与大臣们的商议，宣宗三年二月，年仅四个月大的朱祁镇被立为太子。几天后，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奉命面见胡皇后，委婉传达了皇帝希望她主动让位的意思。
个性柔顺、心地善良的胡善祥将一切责任归咎于自己未能生育皇子。她最终选择主动承担责任，呈上了让位上表书。宣德三年三月，朱瞻基正式下诏，册封孙皇贵妃为皇后。诏书颁布后，“天下闻而怜之”的记载，真切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对这位废后的普遍同情。
退居别宫后，胡善祥才得知一个宫廷秘密：孙贵妃所生之子并非其亲生，而是“阴取宫人子为己子”。但此时木已成舟，以胡善祥的性格，即便知晓内情，也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行动。正统七年十月，一直庇护她的张太后去世，胡善祥万念俱灰，于次年随之离世。
尽管有大臣请求以皇后之礼安葬胡善祥，但朱瞻基并未同意。最终，这位废后被孤寂地安葬于金山。直到天顺七年，明英宗朱祁镇才下旨恢复胡善祥的皇后名号，并重修其陵寝，为这段历史公案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
胡善祥的故事不仅是一位皇后的个人悲剧，也折射出明代宫廷政治的复杂面貌。她的经历揭示了在传统礼制与帝王个人情感之间，后宫女性命运的脆弱与无奈。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即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其地位也常常如风中残烛，随时可能因各种因素而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