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紧接汉朝、随后开启晋朝的一段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曹魏、蜀汉、东吴三大政权鼎立，涌现出无数英才。今天，我们聚焦一位曹魏时期的清廉大臣和洽，他以俭朴自持、卖田宅自给为后世所铭记。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东南）人，他的生平充满智慧与节操，值得细细品味。汉末之时，他被举荐为孝廉，最初投奔刘表；曹操夺取荆州后，拜他为丞相掾属。曹操被封为魏王时，和洽被任命为侍中，他直言力谏，免除了毛玠的罪责。曹丕代汉称帝后，拜和洽为光禄勋，封安成亭侯。魏明帝时期，他进一步被封为西城乡侯，转任太常。和洽一生清贫俭约，甚至卖田宅以维持生计，死后被谥为简侯，其品格如松柏般坚毅。
和洽早年曾被当地吏民举荐为孝廉，并受到大将军何进的征召，但他都婉言谢绝，不为名利所动。袁绍占据冀州后，派使臣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大多数人都欣然前往，唯独和洽冷静分析：“冀州土地平坦，民众强悍，是英雄豪杰的用武之地，但也因此成为四战之地。袁本初（袁绍）依靠有利条件，虽然暂时强大，但英雄蜂起，他未必能保全。而荆州的刘表，虽无远大志向，却爱惜人才，乐于交结士人；地势险要，居民柔弱，容易依赖。”于是，他与亲戚故旧南下投靠刘表。刘表以贵宾之礼接待他们，但和洽又敏锐察觉：“我们不投袁绍，是为了躲避群雄争夺之地。而昏聩之主也不可接近，时间久了必受其害，其间定有谗言离间。”因此，他再次南迁到武陵郡，避开了动荡中心。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荆州，征召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玠和崔琰因忠正清廉受到重用，他们选拔官吏以节俭为首要条件。和洽却进言道：“国家大政，在于权位与人才，不能仅凭单一标准选用官员。过于强调俭朴，作为个人修养固然可以，但若以此衡量万物，必然错失许多人才。如今，朝廷中官员穿新衣、乘好车，便被指为不清廉；而长官面容憔悴、衣服破旧，则被视为廉洁。这导致士大夫故意弄脏衣服、藏起车马；各官府长官甚至自提壶携饭办公。设立教令、观察风俗，贵在适度，才能推广。若一味推崇难以做到的作法，必将弊端丛生。古代推行教化，旨在通达人情，偏激之举只会让人隐瞒真情。”和洽这番话，展现了他在用人之道上的深刻洞察。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魏公，建立魏国，和洽与王粲、杜袭等人同被任命为侍中。后来，毛玠因崔琰被赐死而心生不满，有人趁机告发他非议曹操。曹操大怒，召集近臣问罪。和洽挺身而出，陈述毛玠一贯信守节操，请求调查核实。退朝后，曹操下令说：“如今告发者称毛玠不仅诽谤我，还为崔琰抱不平，这有损君臣之义，实为国法不容。先前萧何、曹参与高祖起于微贱，立下大功；高祖遇困时，二人恭敬有加，尽显臣道，因此福泽延及后代。和侍中请求调查，我未同意，旨在重视臣下之言。”和洽回应：“若告发属实，毛玠罪过深重，非天地能容。臣不敢徇私，只是毛玠出身一般，受您提拔居高位，多年来刚直忠诚，为众人忌惮，不应有此恶行。但人心易变，当明察复核，从两方面证验。如今圣上仁德宽厚，不忍因君臣伦理混淆是非，对近臣生疑。”曹操说：“正值军事行动，岂能复查？狐射始在朝廷刺伤阳处父，此乃前车之鉴。”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定张鲁后，和洽建议趁机调回军队、迁徙百姓，以减少防守费用，但曹操未采纳。后来，曹操还是迁徙了百姓，放弃了汉中。和洽随即出任郎中令。
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受禅称帝，拜和洽为光禄勋，封他为安城亭侯。黄初七年（226年），魏明帝曹叡即位，进一步封他为西陵乡侯，食邑二百户。太和年间，散骑常侍高堂隆上奏：“季节已至却无风，且显荒废气象，定是官员不勤职守，导致天象反常。”明帝便下诏自责，并广泛征求意见。和洽分析道：“民众稀少，耕地不足，白吃饭的人却很多。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依赖粮谷生存；一旦荒废耕种，便断绝生命之源。因此，先王务求减省费用，专注农业耕作。自春夏以来，百姓为徭役所困，农事荒废，怨声载道；季节风不来，未必与此无关。消除天象反常，莫过于节俭。太祖皇帝（曹操）建立伟业，虽花费大量军事费用，但官兵食粮充裕、仓库谷帛充足，原因在于不建无用宫殿，禁绝浮华开支。如今的关键，是减省徭役，减免多余事务，以储备军需。三方边境防守，当早作准备，观察敌情，招募训练士兵，在朝廷上筹划胜策，明定攻取计划，并详询众人意见以防缺漏。若计划不明确，轻视敌人，导致军队多次行动而无成效，便是‘动武而敌不震’，此乃古人所警戒的。”和洽后转任太常，生活清贫，信守节操，甚至卖田宅维生。魏明帝得知后，加赐粮谷绢帛。他去世后，被谥为简侯；其子和离继承爵位，另一子和适聪明豁达，官至廷尉、吏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