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兵围樊城，威震华夏之际，却身中毒箭。虽经名医华佗刮骨疗毒，箭伤尚未痊愈，曹操援军已至。当探马来报，领军大将为徐晃时，关羽抚髯大笑，对帐下诸将言道：“徐公明之能，吾素知之。彼欺吾箭疮未合，特来挑战。待我亲出，必斩此将！”而徐晃敢于直面这位威名赫赫的“万人敌”，也正是看准了关羽伤势未愈的时机。两人阵前交锋五十余合，胜负未分。这段记载不仅展现了关羽的傲气与自信，也揭示了徐晃作为曹魏名将的胆识与谋略。那么，这两位三国顶尖武将的两次正式对决，究竟发生在何时？战况如何？且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一探究竟。
关羽与徐晃的首次正式对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末至十四年初（公元208-209年），正值赤壁之战后的南郡争夺时期。此时曹操北归，留曹仁、徐晃镇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刘备与周瑜联军溯江西进，意图夺取南郡。关羽受命率部在江北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曹军。
据《三国志》记载，“徐晃与满宠讨关羽於汉津”。汉津位于当阳东南，并非关羽后来“绝北道”所守的荆城、临沮一线。此战发生在周瑜渡江进攻江陵之前，是曹军为清除侧翼威胁而发动的主动出击。徐晃率数千兵马自江陵出发，满宠从当阳策应，意图合击关羽游击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徐晃传》中对此战结果讳莫如深，既未言胜，也未载败。考虑到魏晋史书惯有的“夸胜讳败”笔法，这种沉默往往暗示战事并不顺利。从战略态势分析，此战徐晃、满宠未能达成击溃关羽游击部队的作战目标。关羽成功牵制了曹军部分机动兵力，为周瑜主力渡江进攻江陵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徐晃迅速回师江陵，与曹仁共同抵御周瑜进攻，才有了后来“曹天人”牛金奋勇突围的传奇故事。
汉津之战虽规模不大，却如蝴蝶振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徐晃分兵讨伐关羽之际，曹仁同时派出五六千兵马围攻占领夷陵的甘宁。周瑜采纳吕蒙建议，分兵驰援，大破曹军，“所杀过半”。曹仁被迫收缩兵力，困守江陵。
此时关羽在汉津一带的游击活动，有效分散了曹军兵力。当周瑜主力渡江，与曹仁在江陵城下对峙时，曹军已无足够机动部队进行野战对抗。徐晃回师后，虽与曹仁“击周瑜於江陵”，但面对士气正盛的东吴精锐，也只能采取守势。这一系列战役的相互关联，展现了三国时期荆襄战场的高度复杂性，任何局部战事都可能影响整体战略平衡。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发动北伐，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兵锋直指樊城、襄阳。曹操急调徐晃驰援，双方在樊城外围展开了决定性的第二次对决。此时关羽虽连胜，却面临多重困境：箭伤未愈，兵力分散，后方不稳。
徐晃用兵谨慎，初到前线并不急于决战，而是“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以疑兵之计迫使驻守偃城的关羽偏将烧屯撤退。夺得偃城后，徐晃稳扎稳打，“两面连营，稍前”，逐步逼近关羽包围圈。曹操先后调遣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兵马增援徐晃，使其总兵力达到三万左右，略优于关羽的野战部队。
徐晃在兵力集结完毕后，施展了一招精妙的声东击西。他“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关羽果然中计，见四冢危急，亲率五千步骑出战。两军阵前，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关羽与徐晃本是旧识，“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叙旧片刻后，徐晃突然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关羽惊问：“公明，是何言邪！”徐晃正色答道：“此国之事耳。”私谊已了，公战方始。
接下来的战斗，关羽“与晃战，不利，退走”。这是《三国志》中罕见的关羽野战失利的明确记载。徐晃乘胜追击，“追陷与俱入围，破之”，部分关羽军士溃逃中“自投沔水死”。此战关羽陆军遭受重创，不得不解除樊城之围，“引军退还”。但关羽治军有方，水军未受损失，“舟船犹据沔水”，仍对襄阳保持压力。
若仅以第二次对决论，徐晃无疑取得了战术胜利。他巧妙运用心理战、声东击西等策略，在兵力略占优势的情况下击败了野战无敌的关羽。但从全局看，关羽虽败不乱，水军完整，仍控制汉水航道。若非孙权背盟偷袭荆州，战局尚难预料。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交战时关羽已年近六旬，箭伤未愈，且兵力分散——部分兵力押送于禁降卒回江陵，部分支援北上的起义军，还要分兵围困襄阳、樊城。徐晃则得到曹操全力支持，兵力不断补充。此消彼长之下，关羽野战失利也在情理之中。
纵观两次交锋，第一次汉津之战双方未分明显胜负，关羽达成战略牵制目标；第二次樊城之战徐晃取得战术胜利，但未能彻底击溃关羽主力。两位名将各展所长，为我们留下了三国军事史上精彩的一页。他们的对决不仅是武艺的比拼，更是谋略、兵力、时机乃至国力的综合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