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刘备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对诸葛亮坦言：“您的才能胜过曹丕十倍，定能安定国家，成就大业。如果太子值得辅佐，就请您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您可以取而代之。”这番话表面上是推心置腹的嘱托，实则暗含深意。历史学者分析，刘备内心始终存在疑虑，这种矛盾心理伴随其一生。托孤之言看似充满信任，实则是一种试探与警示，反映了君主对权臣既依赖又防范的复杂心态。
刘备在世时确实赋予诸葛亮极大的权力，任命其为首席辅政大臣，掌握军政大权。刘禅即位后也明确表示：“所有政务皆由相父处理，朕只主持祭祀事宜。”诸葛亮执政期间总揽全局，身兼丞相与益州牧双重要职，掌控朝廷与地方事务。无论是军事调度、官员任免，还是外交策略，几乎所有重要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这一时期，蜀汉内外都清楚真正的决策者并非年轻的天子。
当时曹魏方面也认识到蜀汉的实际掌权者，因此在劝降时特意选派与诸葛亮有旧交的使者。诸葛亮回应时也以个人名义发布檄文，而非以刘禅的名义。在蜀汉内部，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曾试探性地建议诸葛亮接受九锡之礼，这暗示着有人将诸葛亮比作曹操那样的权臣。但诸葛亮明确拒绝，并表示只有北伐成功、还都中原后才可能考虑此类荣誉。
蜀汉政权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利益派系。作为跟随刘备多年的重臣，诸葛亮凭借其威望和能力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力量。他能够调和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维持政权的统一和稳定。而年轻的刘禅尚未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和治国经验，若贸然亲政，可能无法有效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甚至导致内部纷争加剧。因此，从政权稳固的角度考虑，诸葛亮继续执掌大权具有现实必要性。
三国时期，各国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蜀汉在失去荆州和经历夷陵之战后，国力大损，处于生存危机之中。诸葛亮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发展经济、整顿吏治、平定南中、筹备北伐，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决策和持续的执行力。这种特殊时期的治国模式，与和平时期的君臣分工有所不同，更多考虑的是政权的生存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