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雍正年间的政治舞台上，李卫是一位极具辨识度的人物。他并非通过传统科举正途入仕，而是凭借家中资财“捐纳”获得兵部员外郎的官职起点。在普遍视捐官为虚衔的时代，李卫却以罕见的务实与勤勉对待职务，将分内之事处理得井然有序，这种特质使他迅速从兵部调任至更为核心的户部，管理银库事务，并由此开始展露锋芒。
李卫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刚正不阿。在户部任上，面对亲王属下违规多收“库平银”的潜规则，他毫不畏惧，以巧设“某王赢钱”柜的公开方式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对方收敛。这一事件彰显其不避权贵的风骨，也使其名声传入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禛耳中，为其日后获得雍正帝的赏识与拔擢埋下了关键伏笔。
雍正即位后，李卫的仕途进入快车道，其晋升轨迹与清代棘手的盐政问题紧密相连。从云南盐驿道到浙江巡抚兼两浙盐政使，他直面跨区私盐贩卖的积弊。针对浙盐区价格偏高、邻区盐价低廉造成的走私猖獗局面，李卫采取强硬手段，成功打击以沈氏集团为首的大盐枭，并奏请朝廷调整兵力部署，加强巡查，有效遏制了私盐泛滥，以扎实政绩一步步升至浙江总督，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
尽管常被后世文艺作品描绘为雍正“头号宠臣”，但李卫的真实权位需理性看待。其最高官职止步于直隶总督兼刑部尚书，属从一品封疆大吏，虽地位显赫，但相较于张廷玉等身居保和殿大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顶级文官，在朝廷核心权力层面仍有明显差距。这既与清代重科举出身的制度背景有关，也受限于李卫自身文化素养的不足。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臣”，而更像是一位深受信任、以执行力和忠诚见长的“得力干将”。
颇具反差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李卫却十分重视文教事业。他出资修缮《浙江通志》，兴建书院，在雍正因文字狱暂停浙江科举期间，他积极深入士子群体，配合朝廷派员疏导风气，最终促成浙江乡会试的恢复，并见证了次年殿试三甲皆浙籍的盛况。其晚年出任直隶总督后，依然保持耿直本色，连续弹劾内阁首辅之弟与诚亲王护卫的不法行径，获得乾隆皇帝嘉奖。然而，他亦曾有过在西湖边湖山神庙中私置自己及妻妾神像的僭越之举，后被南巡的乾隆发现并下令毁弃，成为其生涯中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乾隆三年（1738年），李卫病逝。纵观其一生，以非正途出身而获帝王信重，凭实干与刚直屡任要职，虽未跻身最核心的权力殿堂，但其作为雍正朝代表性能臣的形象，以及清廉自守、嫉恶如仇的品格，仍在清代官场中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