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白河口外战云密布。一支由英国海军上将贺布率领的舰队，载着超过一百四十门火炮与两千余名官兵，与法国、美国舰船会合，虎视眈眈地指向大沽炮台。在英法公使普鲁斯与布尔布隆的决策下，一场旨在“用武力打开白河大门，直逼京城”的军事行动已箭在弦上。他们认为，只有彻底击败清军统帅、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才能震慑清朝朝廷，让主和派占据上风，从而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
6月21日，英法公使正式授权贺布，要求其强行清除河面障碍并进攻大沽炮台。法国方面虽兵力有限，但其公使布尔布隆仍坚定表示将与英国“旗帜共同飘扬”，并将仅有的两艘战舰指挥权交予贺布，以示同盟决心。次日，贺布向清廷天津道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将自行拆除河口防御设施，若遭抵抗，后果将由清方承担。与此同时，联军展开了密集的战前侦察，频繁用望远镜窥探炮台虚实，派遣小船抵近测量铁戗、铁链等障碍物的布置，并不时鸣炮示威，进行赤裸裸的武力恫吓。
原定于6月24日的进攻，因美国公使华若翰计划前往炮台进行交涉而暂缓。然而，这次交涉仅是表象。清军“乡勇”明确告知美方翻译，任何试图拆除河防的举动都将立即招致炮火回击，并指引其前往北塘与直隶总督恒福会面。当晚，联军小艇便潜入防线，用炸炮轰断拦河铁链与缆绳，尽管清军迅速修复，但挑衅行为已暴露无遗。联军还趁机抢劫了多艘中国沙船，战火一触即发。
6月25日清晨，当联军炮艇纷纷闯入拦江沙内河时，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送达英使手中。照会中，恒福礼貌地请公使移步北塘，待清军撤离后，将由陆路护送其经天津进京。这实际上是清政府为避免冲突、履行《天津条约》换约程序而提供的替代方案。然而，普鲁斯公使却以照会格式不合所谓“双抬书写”的礼节细节为由，轻蔑地退回原件，仅留下一张写有“即入天津郡城”字样的名片，并狂妄宣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他固执地认为，接受此提议等于承认失败，坚持武装通行白河是其“天然权利”。这一蛮横决定，彻底关上了和平的大门，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爆发。
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看，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英法方面执意武装换约，本身就超出了《天津条约》的规定范围，是一种蓄意的升级行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武力进一步震慑清政府，获取比条约文本更大的实际利益与威慑力，为后续的殖民扩张铺平道路。清军在大沽口的严密布防，尤其是僧格林沁的指挥，反映了当时清朝内部一部分力量对外来强权的抵抗决心。这场战前的博弈与最终的战火，深刻地揭示了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强权与一个古老帝国在碰撞时，外交与武力交织的复杂性与残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