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2年，北魏宫廷突发政变，太武帝拓跋焘遇刺身亡。消息传至建康，宋文帝刘义隆认为这是收复中原的绝佳时机，不顾群臣劝阻，执意发动第三次北伐。太子中庶子何偃以“北方数州未复”为由反对，曾劝阻前次北伐的沈庆之再度进谏，但宋文帝北伐心切，力排众议，于五月丙申日正式下诏出征。
宋军兵分三路：东路由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主攻碻磝，意图打开黄河防线；中路由鲁爽、鲁秀兄弟率四万荆州精锐直指许昌、洛阳；西路由雍州刺史臧质进攻潼关，牵制关中魏军。此时青州刺史刘兴祖提出奇策，建议以七千精兵直插河北中山，切断河南魏军后路，但宋文帝执着于收复河南失地，拒绝采纳这一更具战略眼光的方案。
当年七月，三路大军同时出击。鲁爽西路军进展顺利，连克长社、大索城，兵锋直指虎牢关。然而张永的东路军在碻磝遭遇顽强抵抗，魏军夜间挖掘地道出城，焚毁宋军攻城器械与营垒。八月，久攻不下的萧思话因粮草不济被迫退守历城，东路军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鲁爽、臧质得知东路失利后相继退兵，第三次北伐就此草草收场。
此次北伐暴露出南朝军事体系的诸多问题：首先是战略判断失误，未能把握北魏内乱后的战略窗口期；其次是各路军马缺乏协同，东西两线各自为战；再者是后勤保障薄弱，青徐二州歉收直接影响前线补给。更关键的是，宋文帝急于雪前两次北伐之耻，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进军，犯了兵家大忌。
表面看，第三次北伐规模有限，战果仅维持在许洛一带的局部控制。但这场战役实际成为元嘉时代的重要转折点：北魏在稳定文成帝统治后，对南朝采取更强势的防御姿态；而宋文帝因北伐再度失败，对将领产生严重不信任，曾在诏书中怒斥“当以白刃驱之”。更富戏剧性的是，次年爆发的太子刘劭弑父政变，彻底终结了宋文帝的统治时代，南朝由此进入新的政治周期。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此次北伐的失败，使得南朝彻底失去通过河南挺进中原的战略通道。此后南朝政权虽偶有北进，但再未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北伐行动。北魏则借此巩固了黄河防线，为后来孝文帝时期的全面汉化改革奠定了安全基础。这场战役如同历史天平上的微妙砝码，悄然改变了南北朝的力量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