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即清顺治二年，也是南明弘光元年，一场决定江南命运的战役在扬州城下展开。这场被后世称为“扬州之战”的城池守卫战，不仅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关键军事冲突，更是一曲由兵部尚书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谱写的悲壮史诗。它标志着南明弘光政权的实质性崩溃，也揭开了清军南下征服江南的序幕。
当清廷摄政王多尔衮命豫亲王多铎挥师东移，剑指江南之时，弘光朝廷内部却深陷残酷党争与“太子案”的漩涡。驻守武昌的军阀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顺江东下，直逼南京。权臣马士英为自保，急调本应防御清军的江北四镇兵马西向迎击左军。这一致命决策，使得千里江淮防线瞬间门户洞开。时任督师的史可法，虽有名位，却早已无力节制骄横跋扈的四镇将领，只能困守扬州，眼睁睁看着战略局势急速恶化。
清军铁骑趁虚而入，势如破竹，连破徐州，强渡淮河，兵锋直抵扬州城下。此时的史可法已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军令一日三改，显露出其内心的焦灼与无奈。更致命的是，外围南明军队纷纷不战而降：高杰部将李本深、广昌伯刘良佐、总兵张天禄等先后率部倒戈，甚至调转枪头参与攻城。扬州城内，仅余总兵刘肇基的部队与何刚的忠贯营，兵力单薄，形同孤岛。
多铎在红衣大炮未至之前，曾试图招降史可法，许以高官厚禄，却遭严词拒绝。然而，真正的危机来自内部。甘肃镇总兵李栖凤与监军高歧凤率四千兵卒入城，意图劫持史可法献城投降。史可法慨然道：“此吾死所也！”二人见其意志不可动摇，竟勾结城内部分川将，公然出城降清。为免内乱，史可法只能忍痛放任其离去，守军力量更为削弱。
尽管有部将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但史可法出于谨慎，决定凭城固守。他甚至因风水与私谊，未忍砍伐城外一处可资敌利用的高地林木，这后来被证明是一处防守弱点。四月二十四日起，清军以运抵的红衣大炮猛烈轰城，城墙终被轰塌。二十五日，清军从缺口涌入，扬州陷落。刘肇基力战而死，知府任民育等文武官员多数殉国。史可法自刎未果，被俘后面对多铎的再次劝降，他掷地有声地回答：“城亡与亡，我意已决！”最终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五岁。
扬州之战虽以惨烈失败告终，但其意义远超一场战役本身。史可法及其部众的顽强抵抗，为南京的弘光朝廷争取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尽管这个朝廷并未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史可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忠贞气节，成为了明清之际汉族士人精神抵抗的象征。扬州陷落后发生的“扬州十日”事件，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记忆，持续激发了后世的民族情绪与历史反思。此战清晰地揭示了南明政权因内部倾轧、军阀割据而导致的必然失败，也标志着清朝统一全国进程迈过了最关键的一道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