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刘备集团势力达到鼎盛的一年。在取得汉中大捷后，刘备进位汉中王，麾下猛将关羽受封前将军，假节钺，获得了极高的军事自主权。同年，关羽趁势挥师北上，发动了对曹魏重镇樊城的进攻，这场影响三国格局的“襄樊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战役初期，关羽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利用秋季暴雨的天气条件，巧妙水攻，于禁所督七军尽数被淹，庞德被斩，于禁投降。此役战果震动中原，史载“威震华夏”，甚至让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此时的关羽，声望与实力达到了个人生涯的顶峰，荆州的兵锋直指曹魏腹地。
然而，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关羽在樊城遇到了曹仁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与此同时，潜在的危机开始爆发。东吴孙权背弃盟约，与曹操暗中勾结，意图袭取荆州。而关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严重问题：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以“山郡初附”为由，拒绝发兵支援；镇守后方江陵、公安的糜芳、士仁，因与关羽素有嫌隙，在吕蒙兵临城下时竟不战而降。这使得关羽瞬间陷入了前有强敌、后路被断、孤立无援的绝境。
一个核心的历史疑问是：从七月开战到十二月败亡，时间跨度长达五个月，关羽为何似乎没有向坐镇成都的刘备及时求援或报告危局？
深入分析时间线可以发现，关羽从“威震华夏”到兵败身死，其转折发生得非常急促。大约在十月取得水淹七军的大胜后，局势在十一月急转直下。东吴的偷袭、糜芳等人的投降几乎是同时发生，切断了关羽与益州的所有联系通道。在古代通信条件下，信使需要穿越重重战区，当关羽意识到需要刘备主力支援时，通往西川的道路已被孙权军彻底封锁。所谓“来不及”，并非主观疏忽，而是客观条件已不允许。
关羽拥有“假节钺”的权力，理论上可以代表刘备指挥荆州及周边区域的军队。这也解释了为何他能直接命令刘封、孟达。然而，这道命令的失效，深刻揭示了刘备集团在快速扩张后隐藏的内部矛盾：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元从派系与新生势力存在隔阂。这些内部裂痕，在关羽势盛时被掩盖，一旦遭遇逆风，便迅速扩大成为致命的缺口。
襄樊之战的结局，不仅是关羽个人的悲剧，更是蜀汉政权战略转折点。它使得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两路北伐战略化为泡影，蜀汉从此被锁闭于益州，失去了争衡中原的战略主动权。这场战役也警示后人，在外交孤立、内部不协的情况下，任何前线军事上的辉煌胜利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