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即泰定帝，是元朝第六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位大汗。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裕宗真金之孙、元显宗甘麻剌之子，他早年承袭晋王爵位，镇守漠北。1323年南坡之变后，元英宗被弑，晋王也孙铁木儿被拥立为帝，改元“泰定”。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深度剖析泰定帝的执政表现，揭示其在动荡时期的策略与影响。
泰定帝即位后，采取宥和政策，尽力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他重用漠北晋邸从龙之臣，如右丞相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以及权臣倒剌沙和按答出。回回人倒剌沙成为泰定朝核心人物，引入众多回回人担任要职，使回回人地位空前提升。然而，倒剌沙“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家有金窖宝海”，导致朝政腐败。泰定帝未对铁失一党斩草除根，反而归还籍没家产，停止追捕余党。他还招回英宗朝被流放的24名诸王官属，昭雪前朝冤案，召还幸存者并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远徙的诸王如宗王图帖睦尔（后来的元文宗）和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回，同时将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周王和世㻋（后来的元明宗）之妃。辽王脱脱虽矫旨擅杀宗亲，但被宽宥后受厚赐放还。泰定帝大封24个王，远超英宗的7个，并恢复英宗时停发的诸王岁赐。汉人大臣在泰定朝地位下降，前朝重臣张珪虽受尊重，但建议常不被采纳。尽管如此，泰定帝仍表面尊重汉臣，如赐小车给张珪，免其跪拜，并尊礼英宗旧臣王约等人。
泰定年间，回回人主持理财，在灾变连年下维持经济稳定。政府采用南粮北运平抑大都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1326年），海运粮总数达337万石，实到335万石，创元代抵京最高纪录。自延祐三年（1316年）以来，元政府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控制物价，但延祐末年为弥补财政困难增加发行，引发通货膨胀。泰定朝显著减少印钞数，使物价逐渐回落至延祐末年以前水平。为提高收入，实行“入粟拜官”制度，盐引官价从仁宗初年的150两钞一引降至泰定二年（1325年）的125两，为后续天历年间的恢复奠定基础。
泰定帝生长漠北，汉化程度浅，但作为中原王朝帝王，不得不尊崇儒家文化。他即位后即派人祭祀孔子，维持英宗朝太庙一年四祀制度，但拒绝着冕服亲祀，坚持世祖旧法。回回人试图废除科举，被泰定帝否决。其最重要尊儒政策是开设经筵制度。元年（1324年）二月，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建议，泰定帝设经筵，三日一进讲，面前放置蒙文翻译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讲官包括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等儒臣，阵容强大。这一举措显著笼络了汉人和南人，汉儒欢呼雀跃，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吴澄保留的讲稿成为研究元朝汉化的宝贵资料。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因病未赴，仍献《经筵余旨》五篇。汉儒视经筵为皇帝汉化与参政的重要信号，但效果有限。首倡者赵简抱怨“四年矣，未闻有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尽管如此，泰定帝仍通过经筵掌握汉文化，曾书“雪蓬”二字赐大臣陈楚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