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初期，日本海军在朝鲜海域击沉了运载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近千名中国士兵与欧洲船员遇难。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西方社会震动，英国舆论强烈谴责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紧急报告国内，称伦敦各大报刊均对此事持批评态度，日本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突发危机，日本政府迅速启动了一套系统的公关方案。首先，他们向英国承诺若证实违反国际法将予以赔偿，以此稳住对方政府；其次，全面收集事件信息，避免信息闭塞导致误判；第三，组织专项调查，有选择地呈现对己方有利的证据；最后投入大量资源引导英国舆论转向。令人惊讶的是，数位英国国际法权威随后竟在报刊上为日本辩护，认为其击沉行为具有合理性。
随着战局发展，西方舆论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大东沟海战后，《泰晤士报》评价日本军功时称：“不得不承认日本是东方新兴势力，英国人对这个岛国人民不应怀有嫉妒。”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此感慨道：“胜败既定后，人们褒扬胜者、贬责败者，实为人性常态。”这种舆论转变，为日本后续行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日军攻占旅顺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随军西方记者详细报道了惨状，使得日本“文明国家”的形象再度受到质疑。《纽约世界报》等媒体的报道让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新兴军事强国。
面对新一轮舆论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巧妙的辩解策略。他们声称屠杀是对清军虐杀日军俘虏的“正当报复”，并引导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所谓清军的残暴行为。美国自由撰稿人甚至撰文称：“即便是军纪严明的美军，在同样情况下也可能采取类似行动。”这种将暴行合理化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事件的严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西方媒体的开放态度为其赢得了公关优势。通过允许记者随军采访、主动提供信息，日本比封闭的清政府更能影响国际舆论。这种“以真掩假”的策略，让日本在舆论战场上占据了主动地位。
攻陷威海卫后，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形象工程：战地红十字会救治清军伤员、释放所有俘虏、允许中国军舰运送丁汝昌灵柩。这些举动在西方观察员见证下进行，通过媒体报道传遍世界，成功扭转了旅顺屠杀带来的负面形象。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盛赞这是“文明国家的成熟表现”，却忽略了参与表演的许多日军正是旅顺屠杀的实施者。
透过这段历史可以发现，甲午战争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舆论争夺战。清政府由于不谙国际规则、缺乏公关意识，在舆论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而日本则通过系统性的形象管理，将军事胜利转化为国际认可，这种软实力运用对其后续崛起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国际关系中，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塑造国家形象，依然是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