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带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大军还朝的重任，落在了长史杨仪的肩上。他成功领军撤退，本以为接替诸葛亮执政的会是己，却未料到丞相遗命属意蒋琬。杨仪仅被授以中军师之闲职，心中愤懑难平，竟对密友费祎吐露悔言：“若当初丞相亡故时，我举军投魏，何至于今日境地？”此言终致其被废为庶人，最终自尽而亡。这段历史，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假设：倘若杨仪当年真率蜀军降魏，他在曹魏将获何职？其地位能否超越早先降魏的蜀将黄权？
杨仪并非寻常将领。在诸葛亮北伐时期，他长期担任丞相参军、长史，负责“规画分部，筹度粮谷”，处事干练，深得诸葛亮军事倚重。其能力与资历，当时在蒋琬、费祎之上。若他在诸葛亮病逝、军心浮动之际，率数万北伐精锐降魏，其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将极其巨大。这并非一员将领的普通叛逃，而是蜀汉政权核心文官兼大军统帅的倒戈，足以震动三国格局。
要推测杨仪可能获得的官爵，需看曹魏的“招牌”案例——黄权。黄权原为蜀汉镇北将军，在夷陵之战后归路被断，不得已降魏。曹丕不仅欣然接纳，更封其为镇南将军，后累迁至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待遇极为优厚。曹魏此举，意在树立“厚待来降者”的形象，以瓦解敌国人心。此后，东吴宗室孙秀、孙楷降晋（承魏祚），亦分获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之高位。可见，对于具有政治影响力与示范效应的降将，曹魏及后来的晋室向来不惜高官厚禄。
对比二人投降时的情境与价值：黄权是战败无奈之降，所部兵力有限；而杨仪若降，则是主动携诸葛亮遗留的完整主力军团投诚，且其本人是蜀汉决策层核心人物，熟知蜀汉军政内情。从战略价值看，杨仪的“分量”可能更重。此外，蜀汉后来对曹魏降将夏侯霸，直接授予车骑将军，位高于当时的大将军姜维，亦是出于同样的政治宣传考量。以此反推，曹魏为激励更多蜀汉重臣效仿，给予杨仪的官爵至少不会低于车骑将军，甚至可能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殊荣，使其地位与黄权相当乃至略高。
然而，历史终究按现实轨迹前行。杨仪未能成为曹魏的“车骑将军”，根源在于其性格缺陷。诸葛亮早已看出他“性狷狭”，难当大任。他的抱怨、悔恨与最终自尽，恰恰印证了其格局不足以驾驭高位。即便降魏，以他急躁易怨的性格，在复杂的曹魏政局中也未必能善终。他的悲剧，与其说是时运不济，不如说是性格与野心不匹配的必然结果。而黄权在魏，虽身居高位，却谨言慎行，终得保全，这或许也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处世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