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东亚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北宋、辽国与高丽三国鼎立，彼此间的合纵连横与军事冲突，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其中，辽国与高丽之间爆发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战略智慧与外交博弈的集中体现。
公元985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即位，萧太后临朝听政。北宋看准辽国“主少国疑”的时机，意图联合高丽，南北夹击，恢复幽燕失地。宋使韩国华抵达高丽，高丽王王治起初犹豫不决，经威德并施的劝说后，最终答应发兵策应。面对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危局，辽国展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主动遣使赴高丽示好，试图稳住东方战线。
然而，辽国的根本战略是消除后顾之忧。同年七月，辽廷下令诸道整备军械，准备东征。尽管首次东征因辽东沼泽地带道路阻隔而未能成行，但战争的阴云已然密布。到了公元992年十二月，辽国东京留守萧恒德终于率大军正式东征，理由是高丽侵占了原属高句丽的旧地。高丽举国震动，成宗王治亲征督战，派遣朴良柔、徐熙、崔亮等重臣分统三军迎敌。
战事在公元993年出现转折。辽军攻破蓬山郡，俘获高丽先锋将领。高丽成宗审时度势，果断遣使奉表请罪求和。此时辽国的核心敌人仍是北宋，对高丽的军事行动主要目的在于战略威慑，防止其与北宋形成联盟。因此，在达到震慑效果后，辽军同意议和。后续谈判中，高丽使臣徐熙巧妙周旋，最终达成协议：高丽向辽称臣纳贡，断绝与北宋的官方往来；而辽国则“赐予”高丽鸭绿江以东的部分女真故地。高丽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战场上未能取得的领土权益，这堪称一次经典的外交胜利。
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双方进入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期。辽国南疆威胁解除，得以将战略重心转向东方。公元1009年，高丽国内发生“康肇之变”，权臣康肇弑杀国王王诵，改立王询（显宗）。这一内乱给了辽圣宗绝佳的出兵借口。
公元1010年八月，为树立个人权威并彻底解决东部边患，辽圣宗亲率号称四十万大军东征。高丽以康肇为帅，率军三十万在通州一带布防。辽军初战告捷，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大破高丽军，主将康肇被擒杀。辽军乘胜连克数州，饮马清川江，兵锋直指高丽都城开京（今开城）。高丽显宗弃城逃亡。
然而，辽军虽攻入开京，却因战线过长、补给困难，加之遭遇高丽军民的袭扰，未能实现长期占领，最终选择主动撤退。此次战争后，辽国战略上转为巩固边防，命皇弟耶律隆佑留守东京（今辽阳），并在鸭绿江入海口修筑来远城，屯驻精锐部队，建立了防御高丽的前沿堡垒。
第二次战争后，高丽虽表面乞和，但拒绝辽圣宗“亲朝”的要求，并扣留了索要鸭绿江东土地的辽使耶律资忠。这直接导致了第三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激烈的战争。
公元1014年起，辽国多次派遣名将率军征讨。战事初期，辽军取得一系列胜利，曾深入高丽腹地，兵临南海。然而，高丽在杰出将领姜邯赞的指挥下，韧性十足。公元1018年的“茶陀河之战”成为转折点。辽军统帅萧排押意图奇袭开京，虽达成战术突然性，却因缺乏有效攻城手段而被迫撤退。归途中在茶河、陀河之间遭遇姜邯赞主力。决战时，战场忽起南风，高丽军借势猛攻，辽军大败，损失惨重，多名高级将领阵亡。
此战虽以辽军惨败告终，但高丽也因连年战争国力耗尽，无力扩大战果。公元1019年，双方均有意息兵。高丽释放耶律资忠，并上表称臣纳贡，辽国也顺势应允和议。
经此三战，辽国虽未能完全收回鸭绿江以东的争议土地，但通过构筑来远城、保州（今朝鲜义州附近）、定州等军事要塞，牢牢控制了鸭绿江下游的险要之地，将天险化为己用，基本确立了终辽之世的东部边界。而高丽则通过军事抵抗与外交周旋，将其北界从唐时的“大同江”一线，最终北推至“清川江-鸭绿江下游”一线，奠定了朝鲜半岛政权此后数百年的北部疆域基础。这两大政权之间的碰撞与磨合，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塑造了东北亚历史的重要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