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登基，建立汉政权，史称蜀汉。这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在四十余年后，却于公元263年，在魏军兵临城下时，由后主刘禅采纳谯周之言，开城投降。这一历史结局，看似突然，实则早有伏笔。在蜀汉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特殊的思潮，部分益州本土士人通过隐晦的预言与言论，表达了对政权的不认同，甚至公然宣扬“亡国论”。
杜琼，字伯瑜，蜀郡成都人，是蜀汉政权中一位深通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官员。他先后效力于刘璋与刘备，但其内心却另有所属。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谶语：“代汉者，当涂高也。”杜琼与同僚谯周在讨论此谶时，给出了独特的解释。他认为，“魏”字本指宫阙的观阙，高大而正当道路，正应了“当涂高”之说。此外，他还指出，汉代以来官署皆称“曹”，而“曹”有“众”之意，“魏”有“大”之意，这似乎是天意昭示“众而大”的曹魏将取代汉室。这番看似学术的探讨，实则是为曹魏政权的正统性制造舆论，其心向背，已不言而喻。
相较于杜琼的隐晦，另一位益州名士张裕的言论则更为直接，最终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张裕精通天文图谶，常以天象预言人事吉凶。在刘备欲夺取汉中时，他曾直言进谏，预言军事不利，后果如其言。更为敏感的是，他私下预言“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并称刘备得益州后“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些言论直指刘氏气数已尽，蜀汉政权难以长久。此举彻底激怒了刘备，即便诸葛亮为其求情，刘备仍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除”为由，将张裕处死。张裕的悲剧，深刻反映了蜀汉政权内部本土势力与外来统治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
谯周是蜀汉灭亡前夕最为关键的人物，其思想与行动堪称“亡国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与杜琼唱和，阐释“当涂高者魏也”，更在蜀汉后期朝堂之上，公开反对姜维的北伐国策。他所著的《仇国论》，以虚构的“因余之国”（影射蜀汉）与“肇建之国”（影射曹魏）作比，论述小国疲敝时应休养生息，隐晦批判连年用兵，被后世许多儒家学者斥为投降主义的先声。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在柱上题字，以“备”具而“禅”授，暗示政权将转移。最终，当邓艾兵临成都，正是谯周力排众议，极力劝说刘禅投降，将多年的理论付诸实践，从而坐实了其“投降派”核心的历史角色。
纵观杜琼、张裕、谯周三人，皆为益州本土士人的代表。他们的言行，不能简单以“忠奸”论之，其背后是东汉末年以降，益州地方势力与先后入主的刘璋、刘备集团之间复杂博弈的缩影。谶纬预言成为他们表达政治态度、宣泄不满的特殊工具。从历史的长镜头看，蜀汉的灭亡是军事、经济、人才等多重因素的结果，而这些“亡国论”的流传与最终应验，更像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本土精英对政权认同感缺失的集中体现，也为后世研究政权稳固与地方整合，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