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的历史叙事中，李常杰是一位被奉为“民族英雄”的人物，其地位堪比汉之霍去病、清之左宗棠。他出身武将世家，于李太宗时期入宫为宦，一生南征北战，曾三度率军入侵占城，更主导了北上侵宋的军事行动。公元1105年，李常杰去世，获追赠“越国公”等显赫头衔，其形象在越南历史书写中不断被神圣化。
公元1075年，北宋与交趾（即今越南北部地区）之间的和平骤然破裂。交趾大将李常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策略，悍然挥师北上，对宋朝边境的邕州（今南宁）、钦州、廉州等地发动突袭。这场入侵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仅邕州一地，就有超过五万八千名军民罹难，三地总计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成为中越关系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此前，北宋朝廷对交趾屡次侵扰边境、持续攻打同为宋朝属国的占城已然不满，但主要仍以军事演习进行威慑，试图以外交与军备压力迫使交趾收敛。然而，李常杰的极端行动彻底打破了宋廷的幻想。面对如此残酷的侵略行径，北宋于次年（1076年）正式发兵反击，史称“熙宁战争”。
在交趾军队面对宋军反击处于劣势时，为鼓舞军心，李常杰创作了著名的《南国山河歌》：“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这首诗在越南后世被广泛传颂，成为其民族精神与抵抗外敌的象征。
然而，对于同一场战争与同一个人物，中越两国的历史评价却截然不同。越南史书，如陈仲金的《越南史略》，赞誉李常杰“具将才，精韬略，北伐宋，南平占，实为我国的一员名将”。现代越南官方历史更将其定位为“杰出的军事家”与“民族英雄”，其名甚至被用于海军舰艇（该舰曾参与1974年西沙海战）。
反观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则着重于其侵略与屠杀行径。学者在《越南通史》中指出，李常杰发动的屠杀是“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血腥大屠杀，在中越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所仅见”，并评价其人为“野心勃勃的将军”。这揭示了历史记忆如何因立场与国族构建的需要而产生巨大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方面并不否认是己方率先挑起战端，但其部分历史论述试图通过颠倒时间顺序，将北宋描绘为早有南下吞并野心的侵略者，从而为李常杰的“先发制人”赋予“自卫”的正当性。
例如，越南学者潘辉黎曾在其著作中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指出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言及征伐交趾可震慑辽夏。然而，这一讨论实际发生于熙宁战争爆发之后的1076年7月，是宋廷在遭受侵略后决定反击时的战略评估，而非战前的谋划。越方论述有意模糊这一关键时间点，将宋朝的反击决策曲解为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这是一种服务于民族主义叙事的“历史阉割”。
历史真相是，在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下，宋神宗与王安石主政的中央朝廷并不愿在南方轻启战衅，对交趾的屡次挑衅多以训诫、边防戒备为主，甚至将主张主动出击的边境官员如苏缄、刘彝等罢免。北宋的克制，反衬出李常杰集团的扩张野心。
李常杰的激进对外政策，与其个人权力之路密切相关。1072年，交趾李仁宗幼年即位，大权旁落，李常杰凭借其军事才能与宦官身份深入权力中枢。通过掌控军权，他需要以持续的对外武功来巩固自身地位。在三次南征占城获得胜利后，其野心并未满足。当对占城的征服已无法带来新的威望时，他将目光投向了北方。
正如潘辉黎也承认的，李常杰秉持“与其坐以待敌，不如率兵出击以挫其锋”的主动进攻战略。这种思维驱动下，北宋边境的安宁成为了其个人政治野心的牺牲品。所谓“宋朝怀有侵略野心”的指控，实则是为掩盖自身扩张行为而构建的历史 pretext（借口），其目的是将一场血腥的入侵，包装成悲情的“积极自卫”。
熙宁战争的历史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军事冲突、政治权谋、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的复杂交织。“南国山河歌”的激昂诗句背后，是邕州城下的累累白骨；被颂扬的“民族英雄”另一面，是邻国记忆中的侵略者。这场千年以前的战争提醒我们，审视历史需要穿透层层叙事，回到具体的时间、行动与代价之中，方能理解那段山河岁月里的真实博弈与深刻创伤。
